《真实的亚当·斯密》，(美)詹姆斯·布坎著，葛文聪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9月版，26.00元。

    当亚当·斯密在1790年7月去世时，英国《泰晤士报》称他笨手笨脚、丢三落四，没有商业头脑。2006年10月，在纪念《国富论》发表230周年时，《泰晤士报》盛赞“亚当·斯密之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地位不可动摇”。

    或被丑化，或被美化；又或被复杂化，或被简单化。200多年来，亚当·斯密一直被人为地割裂为两面：一面的亚当·斯密作风严谨、品德高尚、胸襟宽阔、才华过人、卷帙浩繁、不受羁绊；另一面的亚当·斯密少言寡语、盛气凌人、不求精确、名声不佳、主张自由放任。两个截然不同的亚当·斯密，这是怎么回事？

    詹姆斯·布坎在《真实的亚当·斯密》中给出一个直接回答。他发现，亚当·斯密完全掉进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怪圈，在这些人看来，似乎亚当·斯密仅仅是发现了经济的永恒真理，真正世世代代把握真理的是他们，如果只要对“斯密”有所耳闻就足以证明他们的渊博。为此，布坎写作的意义在于要为亚当·斯密正名，或更严肃的说法是拯救亚当·斯密，要把真实的亚当·斯密从误解、误读和误用的历史中完全拯救回来。

    布坎把斯密被“异化”的责任推给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并认为是他们的庸俗和愚昧导致现在斯密不被理解。然而，“罪魁祸首”何止他们，其“罪由”又何止这些？事实上，由于很多人(包括那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不熟悉斯密的“伦理世界”，因而把斯密理所当然地看成一位纯粹的古典经济学家，甚至是一位自利主义的经济学家。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关于“经济人”、“看不见的手”、“理性算计”等经济学概念，而对其“道德人”、“公正旁观者”、“道德情操”、“同情之合宜性”等同样重要的概念则知之不多。人们弄不清所以，在这两组不同的概念系列之间迷惑徘徊，其结果自然是，演绎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亚当·斯密，并一度提出了所谓“斯密难题”。

    在《真实的亚当·斯密》中，布坎试图还原真实的斯密形象：警惕机敏、求是务实、细心谨慎、温文尔雅、有条不紊。布坎选择以《道德情操论》为主要切入口，重现斯密情感高于理性的一生，同时，他也顺带高度评价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令亚当·斯密一举成名的杰作：“《道德情操论》不仅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也是现代意义上优秀经济学著作。”书中对《道德情操论》写作前后及其影响作了重点记录，相对而言，似乎有对斯密另外一本惊世之作《国富论》轻视之嫌。然而，这种策略是对的。

    根据布坎的描述，真实的斯密并不是两个，而是一个，一个行进在人类道德情操世界与经济行为领域之间富于思想张力之理路上的斯密。尽管前期的斯密身居格拉斯哥，任大学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一职，主讲道德哲学达18年之久，长时间思考人类道德情感的产生与意义；中后期的斯密潜心研究商品经济，发现人的“经济理性”即“看不见的手”在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务中的决定性作用，表面上看起来极为不同，但这仍然是同一个斯密。布坎认为，这只是斯密在经历不同阶段思想的变化，经受着因思想变动所带来的心灵磨砺，因而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国内学者万俊人对转型时期的斯密评价是：“一个从早年的乐观主义人性论者到晚年逐渐转向悲观主义人性论者、从最初的道德相对主义情感论逐步转向道德绝对主义德性论、从倾心于自然神学和休谟道德情感理论转向接近斯多亚主义、甚或康德主义自制(自律)型德性伦理的道德哲学家斯密。”

    这样的思想嬗变经历的确非同小可，但不能因此而断然认为是斯密人格分裂或其他。正如不存在自然天成的思想者，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思想者，斯密的思想转化只能说明他在不断总结、修正乃至完善他对世界的认识。例如，布坎提到晚期的斯密开始研究人民生活的物质条件，分析人们如何维持生计。他发现，就财富的分配来讲，现代商业社会的商业机制比古代社会的奴隶经济制度及亚洲君主制度下的经济制度都更彻底。斯密再次面临自己经济体系的局限性，最后在绝望的边缘郁郁而终。他说：“可我本想做得更多。”据此，隐藏在斯密思想变迁的真实动因便清晰可见：作为伦理经济学家的斯密，“对市民社会勃兴和交换性正义规则普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道德伦理'问题的理论焦虑”。(罗卫东，《情感、秩序、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于是，这就不难理解同样作为代表作，为什么斯密会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修订《道德情操论》而非《国富论》。

    “经济理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人类行为有着太大的牵制性影响，而受“经济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又太容易导致个体的道德利己主义，最终将会导致社会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类的伦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过于脆弱，甚至难以为继。正是因为斯密发现了这点，所以他的伦理关切和道德焦虑才会变得那么严重。事实上，这个情感多于理性，道德重于经济的斯密才是一个真实的斯密，一个要被拯救的斯密形象。　(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