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1997)

    几乎无人不知，有个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德加·斯诺其实从未到过延安。他到的是保安(今志丹县)，距延安尚有几小时的车程。

    真正到达并记录了延安的人，是埃德加的妻子海伦。

    研究者认为，《西行漫记》应算埃德加和海伦两人合作、两次西行的产物。

    今年是海伦·斯诺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也是她踏访红都延安70周年。1937年，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年轻的海伦孤身西行到达延安，用她心爱的沃特曼牌钢笔，记录下窑洞内外的人和事，也记录下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1937年4月21日，北平火车站徐徐开出一趟去往西安的列车。一个年轻的美国女性坐在列车头等车厢里，随身携带着一口硕大的柳条箱。箱子里，装着野外宿营必备的帆布床和睡袋。

    这位女士长得美丽动人，格外引人注目。一路上，她时不时地念叨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希望你努力”、“总司令”、“特务员”、“政治思想”、“虱子”、“跳蚤”、“臭虫”……似乎在借学中文来打发旅途的枯燥。

    她就是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而那些她一路念叨的中文词汇，是她为这趟旅行精心挑选的，必须尽快牢记。在未来的一段时期里，这些特殊词汇将派上大用场。

    海伦要去的地方是延安。

    几个月前，她的丈夫刚刚结束了对红色政权的采访，从保安归来。回家后的两三天里，埃德加一边抽着骆驼牌香烟、喝着麦斯威尔咖啡，一边滔滔不绝地给海伦讲他的陕北见闻，说个没完没了。海伦也很兴奋。在埃德加出发前，她曾坚定地支持他去看一看“红星照耀下的中国”:“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你也要去，如果可能的话，我跟你一同去。”现在丈夫满载而归，她将埃德加零乱的笔记读了一遍又一遍，并用打字机将其完整地打了出来，在每张照片的背后都加注了说明。

    海伦几乎无法相信，在中国偏僻闭塞的西北一隅，竟然有这样的新思想、新人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力量建设新文明，开辟新天地。当埃德加要对采访毛泽东的笔记进行整理、删节和改写时，海伦大惊失色，她觉得那是无价之宝，应该是整部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她建议埃德加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所讲的每一个字。最终，埃德加接受了妻子的建议，这部分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里最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埃德加从陕北归来时，带回一顶灰色的旧军帽，上面缀着一颗褪了色的红星。海伦对这顶红军军帽满心喜爱，埃德加慷慨地表示可以送给她，但海伦拒绝了:“我不要你的帽子，我自己找毛泽东要。”

    在这一刻，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亲眼去看看那些照片和笔记上记载的事实。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她还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去搜集更多被丈夫遗漏掉的素材，多采访一些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1937年初，东北军从延安撤离，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搬进了延安城。当海伦得知5月初中国共产党将有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时，她知道机会来了——将会有很多中共的首脑人物聚集延安。她决定在丈夫的西行之后，再续上一次。

    对于海伦的延安之行，埃德加·斯诺却不以为然。也许是担心海伦的安全，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动了肾结石手术正处于恢复期，需要人照顾和整理手稿，总之在海伦卷睡袋时，埃德加固执地不肯帮忙。在送海伦上火车前，埃德加嘟囔着抱怨说:“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但海伦对即将展开的西北之行充满期待。陪她同行的是王福时和黄敬，只是在火车上，他们得装作相互不认识。这更让海伦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还好，火车上有辣子鸡吃，让她感到浑身是胆。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