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民营书商就已经出现。现在名声很大的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那时就是重庆最早的书商，只不过后来赚了钱改行造摩托车去了。
我那时在武汉，刚上班，喜欢写作。在1993年前后，身边的书商朋友开始多起来。
那时武汉大学作家班已经不办了。读过作家班的几位青年作家，还有从四川、十堰过来的几个诗人，开始联手讨生活，写起书来。
当时武汉的武圣路文化市场在全国影响很大，聚集了湖北、河南等省的一批书商。在我接触过的这些书商中，有一位是河南人，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武圣路做老板，三人的文化水平都没有超过初中。还有一个武汉本地的老书商，字识不了几个，原来是在六渡桥一带摆摊卖书的，卖着卖着就到武圣路当了老板做批发，再转而做书。这批没多少文化的书商，凭着一股子干劲，凭着卖方市场，凭着周围都是差不多没文化的书老板而最早发了财。
在这批青年作家登场之后，他们开始共用一个叫“雪米莉”的笔名，给书商当写手，炮制系列小说。那几年市场上一系列贯以“雪米莉”名字的小说，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当时写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己有好的选题，好的书稿，长期给某一位或几位书商供稿。这类写手一般不负责编辑、校对和排版；另一类是写手自己或者书商负责选题，写手负责写，还负责编辑、校对和排版。
那批青年作家主要是做前一类写手。一位武汉的朋友也想仿效他们的做法，开始跟书商接触，提供稿件。他写东西的速度跟不上，于是就拉上了我。
我们俩和来自四川、十堰的两位朋友一起，在阅马场附近租了一间房，弄了两张办公桌(有点像后来比较流行的工作室)，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那房子在二楼，与武昌起义的红楼只隔一条马路。
书商给我们定题目，定交稿时间，有时还提供参考资料。很快我们就或写或编，然后找地方排版，编好校好，还要设计好封面，到时间给他们一手钱一手货地交硫酸纸。
但没过多久，其他那两位朋友好像是因为没钱交房租，考虑散伙，于是我们短暂的合作办公也就宣告结束。算起来，我们俩在那段时间还是写了好几本稿子，我一共挣了3万多块钱的稿费。同时，我们跟那批写雪米莉小说的朋友依然保持着交流。
那批朋友在1994年开始尝试着自己做书，其中有几位朋友在我手上出了两本书(我当时已在某出版社工作)———《金童刘德华》、《玉女林青霞》。书做得很小气，图片不清晰，一点看相都没有。我说卖不好的，他们不听，结果亏了。
又过了一年，他们全都做书商了。其中两位朋友，还有当时跟我一起做写手的朋友，劝我一起做书商，我说我想想，后来没有给他们回话。
结果，他们很快就暴富了。在他们中间，做得最好的一人次年就挣了1000万。1997年2月，我们在洪山宾馆的一个图书订货会上遇见他时，他已经眼睛不再看人了。有朋友问他去年挣了多少钱，他轻飘飘地说了句：“千把万。”就不再搭理了。其中做得最差的朋友，单做了两本笑话书，收到的现金就有五十多万。他说他数钱手指都数软了。
确实，那年头书比较好做。一般是自己先弄个选题，写好稿子，做成两本假书后，参加全国二渠道订货会。全国各地的书商在宾馆里看样订货，现场交钱，再拿到从订货会上收到的现金，回去印刷发行。
实际上，这批人是书商中较早的有文化的一批。在这批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的新书商进入市场后，第一轮淘汰赛就开始了。青年作家们很快就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然后到北京或成都发展。现在，在他们中间做得最好的人，一年码洋有四五个亿。他们个个都是腰缠万贯，差不多每天都是花天酒地。
但此后，市场也在变化。1990年代中后期，图书市场已经是供大于求，转向买方市场。很多书商都在愁着找不到好选题，也就无法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有个武汉本地书商，做过脱口秀一类的书，原先卖得不错，但后来一系列选题跟不上，于是不得不撤出。另一位做过《水晶头骨之谜》一书的书商，靠那本书挣了几百万，后来再也没有合适的选题，也只有退出。
还有一类书商是犯了事儿后退出的。如有位北师大研究生毕业的书商，曾经做过《跨世纪文丛》。那套书是当代原创小说处于市场最低谷时做的，在那套书出版之前，国内原创小说陷入低谷好些年了，而那位书商和责任编辑慧眼独具，大胆投资做了这套《文丛》，将整个国内当代原创小说的市场都带动了起来。这样的书商眼光不可谓不“独”。可他在挣了钱后，盗印某畅销小说，最后犯了事儿，被关进去几年，从此一蹶不振，出来后再做书，怎么做都做不好，从而被淘汰出局。
再后来，市场变化导致第三批第四批书商相继崛起。在1990年代后期，一批优秀老师进入教辅市场做书商，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全国最牛的书商了。2000年前后，一批学经济的进入经管类图书市场做书商，很快也崛起了。
此时，早期写雪米莉小说的那些书商，有的人已经做大了，有的人则转型做另外的投资。其中一人就在成都开了家很大的火锅城，生意火得很。（安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