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阎连科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鲁迅博物馆隆重召开
日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阎连科文集》系列图书。这套文集收录了"老舍文学奖"、两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20余次文学奖得主、当代文坛最受争议的作家、当代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阎连科三十年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六部长篇（《日光流年》、《坚硬如水》、《最后一名女知青》、《受活》、《情感狱》和《生死晶黄》），四部中篇集（《乡村死亡报告》、《艺妓芙蓉》、《寂寞之舞》以及《金莲，你好》），一部短篇集（《黑猪毛
白猪毛》）和一部散文集（《感谢祈祷》）。这套文集是阎连科目前最完整和最重要的文集，囊括了他的半生足迹。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和散文，是他"魂灵淌血的声响"，有一种穿透历史时空的力量。
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应征入伍，1982年提干，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9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8部，中、短篇小说集10余部，散文、言论集5部，共计500余万字。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塞尔维亚、外蒙古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2004年退出军界，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享有"苦难叙事之大成"称谓的阎连科，笔走偏锋，纵横古今，以惊人的写实盘点民族近百年的热点焦点事件，勾勒整个民族的苦难历程。无论写家乡父老卑屈的"革命史"、文化大革命的性与暴力，还是新时期的狂想曲，无不让我们惊奇于他想象的奇诡，文体的怪异，思想的深邃。他用批判国民性的视角去审视民间苦难，写尽人性的贪婪、残忍与丑恶，人的自尊和高贵，揭示生存本身的种种怪现象，为一个永远无法忘却的时代"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这套文集体现了阎连科作品鲜明的特色。一是浓郁的人文关怀意识。阎连科对现实社会、劳苦人命运、乡村文化政治作了原生态的叙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久久地吸引和折磨我们的文本"。阅读这些文本从来都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他的小说读完后给人的是一种窒息般的沉重。一个老人，一条盲狗，一株随时都可能死去的玉米，广漠、干旱的原野，以及无穷尽的饿鼠，生与死之间进行着殊死的搏斗，与狼群一夜对峙居然获胜，最后居然活埋自己以滋养一株玉米
(《乡村死亡报告·年月日》)
；《日光流年》通篇都是寓言体，一种苦难套着一种苦难，一个悲剧接着一个悲剧，情节的离奇和意绪的幽微，超出了人们忍受的限度。小说作为一种命运的暗示，几乎涉及到了乡村社会所有的厄运。怪病、蝗虫、饥馑、淫行、恶权等等，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述说着千百年来百姓摆脱不了的光景。阎连科通过触目惊心的回忆与诉说重新揭示了被人彻底遗忘的农村生活的真相，并对农民独特的世界观、道德意识和感情方式作了精彩的阐释。
阎连科以超凡奇诡的想象、无与伦比的冷峻与深刻、独特的文体实验构筑了数个独立的艺术世界。其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系列。"瑶沟系列"（主要收入《情感狱》）是阎连科真正意义地描写苦难的开始，瑶沟是阎连科生命的摇篮，也是阎连科"情感的炼狱"，使他初步感受、理解到乡村的生存逻辑、乡村的苦难和权力的意义，从而开始他对乡土中国富于当代意识的重新关照与认识，构筑了一个关于北方乡土中国的袖珍艺术世界。"东京九流人物系列"（主要收入《艺妓芙蓉》）是以历史人物面目出现的对于"活法"的探讨，展示了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变迁和人的遭遇，语言生动，情节曲折，可读性强，深得读者的喜爱。"和平军人系列"阎连科解构了军旅小说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结，回归到军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不再从"军人"的角度去看人，而是从"人"的角度看"军人"。比如《生死晶黄》。发射架上的导弹点火之际，一滴可能引起巨大灾难的核裂剂渗出，作为现场唯一一名有核裂剂渗漏处理知识的排长大鹏却临阵脱逃。被迫转业的大鹏带着耻辱回到家乡，可在家乡他也无处安生，无奈的他又回到军营。大鹏处处寻找机会立功赎罪，不幸竟因此致疯……最后，他以血肉之躯处理弟弟鸟孩带回的核裂剂箱，终于又找回了军人的价值和尊严。"豫西耙耧系列"，以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和《受活》为代表。在这些作品里，现实变得更加荒谬，生存到了绝境，种种怪异现象开始显现，于是作家不得不仰赖神话或寓言来演绎。
阎连科的小说在结构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在时间轴线上对东方古老观念的吸纳，在语言上对地域方言的大胆开掘与驾驭，在写作方式上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使其小说真实与虚构并置，当下与历史交融，现实与梦魇交织，构建了一个奇诡陆离、亦真亦幻的艺术天地，从而使其在文本上具有了某种经典价值。在《最后一名女知青》这部具有神话性和写实性的小说里，作者巧妙地以一条小狗的视角来注视、倾听着人类的内心生活，让它目睹了女主人娅梅的悲剧性命运；《日光流年》使用了中国现代小说中前所未有的"倒放"式文体，先写最后发生的事情，再倒回去依次逐步回溯过去的事情；《坚硬如水》语言风格突变，对联、语录歌、演讲、民间三句半、样板戏等等多种"文革"语言形式出现在小说中，带领我们直接进入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体验了那个时代失控的情绪和病态的症状。再比如在被评论界称为"阎连科最具探险，也是其最成功的作品，更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中最有理想冲击力和深广艺术内涵的一部惊世之作"的《受活》中，阎连科打破小说的所有写法，采用大量的方言、正文+絮言+絮言文体试验，用悖谬和狂欢、游戏精神对中国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人"病态现象和民众"心理残疾"机制进行了"开掘性、思索性"追问，成为大陆本土近五十余年来最为出色的小说之一。
该套图书出版以来，得到了各个知识领域的诸位专家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著名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教授、系主任王德威先生说："在阎连科近年的作品里，他能将已经俗滥的题材重新打造，使之成为一种奇观，而他的语言和叙事结构恰恰成为这一奇观的指标。我以为阎连科的近作之所以可观，还是来自他对自身所经历的共和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和反省--的角度。"著名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这样评价阎连科作品："让读者看到的不是滑稽剧，而是非常透彻的精神真实。这一真实就是千百万中国现代文明人都生活在幻觉之中，生活在新旧乌托邦幻象的交织纠缠之中。"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则认为，"只有经历了灾难、幻灭的人，经历了死亡般窒息的人，才能够正视乡村社会的深层隐语。阎连科把那些痛感统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去为一个民族背负黑色的棺椁，并踩出一道道的墓志铭。"
（李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