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雪，本名邓小华，1953年5月30日生于湖南长沙。1970年进街道工厂工作，做过铣工、装配工、车工。1980年与丈夫开裁缝店。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超过六十万字。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突围表演》、中篇小说《黄泥街》、《苍老的浮云》等。

    在新近出版的今年第六期《西部·华语文学》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和评论家张新颖展开对话，并以“文学谈话录”的栏目形式，用较大篇幅谈了她眼中的我国当代作家。这一谈话内容引起了读者的关注。而就在不久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残雪文学观》中，作家残雪逐一点评她的文学同行，观点犀利，咄咄逼人。

    长久以来，作家创作、批评家评论已形成常态。如今，从事创作的人突然以评论家的姿态跑到台前，她们看待自己的同行及作品的眼光和角度有怎样的不同？对文坛有什么样的意义？这已成为近来文学圈议论的热点。

    王安忆——喜欢人格有光彩的作家

    王安忆的文学谈话首先从史铁生开始。王安忆说，史铁生的魅力在于他是那种思想很有光彩的人。因为他的外部生活很简单，所以和他谈话很快就到形而上去了。在她看来，史铁生“思想和别人那么的不一样，但你晓得是他独立思想的结果。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的时候你和他在一起会觉得他很健康，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

    王安忆认为，张炜是位“具有美好情感的作家”，美好的情感这个话现在已经被批判得没什么价值了，可事实上作品的好和坏一定是这上面来见分晓的。谈及莫言，王安忆认为，莫言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农民里生长出来的，但又不是替农民代言那种，立场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空间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人道的，审美上则是浪漫的。在王安忆的眼里，阿城有种晚清民初气质。阿城要向你描绘事情的时候就会描述得非常生动。王安忆特别欣赏阿城的另一点是，“他喜欢一种艺术吧，他一定会在生活里面体现这种艺术。我们的艺术和生活往往是分家的，而他的生活状态却是在实践他的艺术观念，或者反过来说他的艺术是体现在生活上的。”

    谈及王朔，王安忆直言，他其实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为了掩饰自己的伤痛，就会做出特别凶悍的样子，会做出特别抵抗的样子，或者胡来胡闹，把事情搞成一团酱。王朔“很能体会人的情感，但是我觉得他太软弱了，所以很多东西不能抵御”。

    王安忆说，“一般我喜欢的作家，人格都很有光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意境比较美好的人”，“和这些同辈人相处，现在回想起来都蛮好的，首先都是很健康的，也蛮纯洁的，也互相受益，也非常真挚”。

    残雪——“批评就应该指名道姓”

    同样是秉承着认真看待的原则，与王安忆的正面温情相比，作家残雪的评点则显得犀利、咄咄逼人。在《文学面面观》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40岁以上的当代作家，正经历着无聊和感伤的更年期。这是当代文学眼下最难堪的现实。”

    从前一阵《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引发的很是火热的怀旧热，残雪认为“观念保守、感觉匮乏、格调不高、矫情的浪漫和对苦难的麻木”。

    集体缅怀1980年代的美好时光，让残雪发现了一个事实：怀旧下面掩藏着创造力的衰退。残雪特别谈到王安忆，“她的文学观念日趋保守，感觉逐渐匮乏。你读那些作品就会感到，她描写的是小市民，但她自己的境界也是如此，津津有味于其间，格调不高。她近期写了一些怀旧的小说，给人一种很假的感觉，旧文人的所谓浪漫主义，对一切新的东西都看不惯。其实乡村和底层哪里是她写的那个样子？”

    残雪直截了当地说格非的《人面桃花》是他写得最差的作品，“我只看到一个过早衰老的中年人，利用自己有限的一点历史感悟在勉为其难地拼凑所谓的‘中国故事’。”

    对这样一个指名道姓地直接批评同行得罪人的行为，残雪却在自己的博客里坦然地表示自己是有备而来。她认为批评就应该指名道姓，如果有不同的观点却不说，那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如果我们的批评家不是像现在这样违背良心地胡说一气，他们早就应当指出文学的水平已下降得不成样子了。（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