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道德取向也不大相同。

的确，势力均衡的政治在尼克松的动机中占的地位并不比毛泽东少（特别是在国内政治方面）。这两人都用一只眼睛盯着苏联。然而，毛泽东这位中国的实用主义者不会给势力均衡的政治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尼克松则不同，他受过美国理想主义的熏陶。

毛泽东并不指望与尼克松取得精神上的一致，但他对发表一个“分开写的”公报的建议抱有同感。美国没有料到双方以这样一种干脆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分歧，以致在公报中竟会出现“中国方面”和“美国方面”。不过，周恩来在一天晚上对基辛格说是毛泽东坚持要这样做，“这样更诚实些，”他强调，他深于此道。《上海公报》坦率地暴露了双方的不同意见。［9］

尼克松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派了一支80人的先遣队，还带来一支168人的随行记者团。毛泽东则待在家里。他没有去机场迎接“76年精神号”专机，没有出席宴会，也没有谈及任何政策问题。周恩来为中方操办这些事。毛泽东的亲属王海容总在这些场合出现，然后向毛泽东作简要汇报。

尽管如此，尼克松之行的气候变化还是影响了毛泽东的起居室。这间屋内放满了他的明版书，近处则是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对尼克松的到来很激动。为了做准备，他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第一次理了发。预期尼克松到达的那一天，毛泽东早早起了床，穿上新的制服和新的鞋子，焦急地坐在沙发上，并不停地要周恩来在电话中打听尼克松离开北京机场后在中国第一步行动的确切时间。

尼克松感动了，尽管毛泽东也同样感动，尤其当尼克松走进毛泽东那摆满书的房间时。一位女助手扶毛站起来。“我说话不大利索了。”他是就自己的心脏毛病和支气管炎毛病而言的。［10］两人同时握住对方的手，“我喜欢右派。”这位78岁的主席对尼克松说，并紧握着他的手足足有一分钟之久。

毛泽东对尼克松开玩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11］这是一个有力的开场白，然而美国人因情绪太急切并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攻击。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格、温斯顿·洛德）马上就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我相信我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温斯顿·洛德议论道，“即使不知道他是谁，但参加一个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他肯定会凭他的力量把我吸引过去。”［12］

毛泽东提到基辛格1971年鲜为人知的中国之行，提到他的机智。尼克松回答道，“除了几个漂亮的姑娘，”世人都不知道基辛格的巴黎和北京之行。基辛格是罕世奇才。

“这么说，你们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啰？”毛泽东反问尼克松。［13］

对于国际政治问题他们未作过多的交谈。当尼克松提到美中两国对一些国家应有所作为时，毛泽东略带傲气地说：“在我这里不谈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毛泽东常常微笑——“一种带着感染力和隐约的嘲讽警告的微笑……别想欺骗这位擅长抓住对方弱点的人和具有双重性格的人”——并时而引出一场苏格拉底式的讨论。他讲的每一话题都包含着格言或包含着间接的评论。在第二次提到蒋介石时，他向尼克松指出：“实际上，我们与他的友谊要比你们与他的友谊长得多。”［14］

“绝不像与周恩来在一起时感到才华横溢，”温斯顿·洛德评论说，“毛的风格是隐喻的、含蓄的，外表上漫不经心，而实际上敏锐、练达。”［15］

如果说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内容还没有达到使全世界着火的程度——他们未作谈判，甚至也没有谈许多相关政策——那么这件事本身就近乎达到这一点。

美国记者正确地估计到，毛泽东和尼克松第一天下午的会谈确保了尼克松此行的基本成功。

《人民日报》用了2个版面和7幅照片报道了尼克松那天的活动。［16］中国电视台播放了10分钟的实况。自此，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不再扭扭捏捏地面对美国来访者了，如果见到他们经过，即报之以注目和微笑。

双方态度的改变，似乎比毛泽东在一个小时的角色中所能表明的还要出人意外。但这一现实的改变是不可否认的。毛泽东只是在他的安乐椅上指挥。如果说毛泽东尚未取得至关重要的胜利的话，那么他对美国人不是取得了生平第一次的隐含胜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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