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准备期间，毛泽东守口如瓶亦甚于尼克松。不是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参与了这一计划，中国这边的“威廉·罗杰斯”［5］决不止是一个。北越、柬埔寨及其他敏感的盟国，大多于午夜才从周恩来那里得到消息，而华盛顿对日本、南越及其他国家的信息通报也仅在几个小时之前。

要做到保密，毛泽东比尼克松容易得多。在毛泽东的北京，出访只是对外政策实施时的一种仪式（基辛格是多么欣赏中国这一点!）。

从基辛格1971年夏首次访华，到他第二次来访，再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和新闻秘书纳德·齐格勒访华，加之若干其他准备活动，直到总统抵达前夕，北京新闻界对尼克松各方面的介绍总共用了1 647个字。极少的几项内容像天气预报一样简略地排在第一版的右下角，所有文章仅限于事实性描述，未作任何分析。［6］

在中南海数周内准备尼克松到来的场景背后，各种情绪的发展已从焦虑到恐慌。毛泽东经受了心功能缺血的痛苦，且身体浮肿。由于拒绝接受治疗，毛泽东的身体垮了下来并发生休克。为了准备在游泳池接待尼克松，急救医疗设备都已运到毛泽东的房间，并置于走廊上。氧气袋也秘密放入一个巨大的油漆箱中，其他一些器具也藏在罐装设备里。同时，毛泽东对安眠药有依赖性，他的医生李志绥注意到“他的思想缺少判断力”。

在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总统曾把他的中国之行比喻为美国的登月旅行。正像中国不合尼克松的口味一样，美国也决不会以超出这个世界的情趣来迎合毛泽东的味觉嗜好。尼克松在50年代曾捡起中国王牌这根外来棒子来打击民主党。更早的时候，华盛顿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在击败蒋介石的斗争中所面临的变量之一。

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点接触。自他最后一次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起，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决定温习一下他那生疏的英语。“他目前所喜爱的，是‘law and order（法律与制度）’、‘anti-Mao(反毛）’这两个新的短语的发音。”当基辛格第一次与他会晤时毛泽东的友人郭沫若告诉我。［7］

这两个短语被毛泽东注意无疑与斗争林彪的时期有关。尼克松这个右派有助于毛泽东使之转向美国，因为尼克松当前的举动与毛泽东对国内“左”派的厌烦有一致处。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1971年以前的世人眼里，他们的二重奏似乎显得奇异。

· 尼克松担任副总统时，美国曾三次以核武器来威胁毛泽东的中国。

· 美国曾不止12次阻挠毛泽东的政府在联合国取得席位。

· 在毛泽东进入紫禁城以来的22年中，直到尼克松委派基辛格访华的前一年夏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位政府官员访问过对方的首都。

· 在1969年和1970年间，中国报界称尼克松为“战争瘟神”，这一尊称似乎是代替了理查德·米尔豪斯。

然而事实是：一位美国总统先不访问东京或莫斯科而访问毛泽东的北京；尼克松在中国8天的逗留是美国总统访问外国时间最长的一次；美国总统在一个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领土上谈判是第一次。

每个人对另一个人都持有多种多样的推测。但尼克松一旦决定要去同毛泽东会见，就感到须扩充话题来解释他的使命。在关岛机场，准备取道上海时，尼克松看了一下时钟，想到关岛是美国时间新一天的开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一起祈祷，”他大声说道，“中国之旅对于整个世界可能是新一天的开始。”［8］

这支从华盛顿飞往北京的美国队，用筷子吃飞机上提供的西餐!一到北京，尼克松就像引用《圣经》那样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毛泽东并未以同样的方式换过一套精神甲胄。他没有给尼克松贴上新的道德标签。不知道他是否说过尼克松那种大话：“改变世界的一周。”当然，他也不会操起刀叉，抑或引用尼克松的《六次危机》。

不过，中国人并非完全不受最高级会谈的影响。尼克松来访前的一个月，若干建筑物或街道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了名字。

尼克松夫人访问了首都医院。几星期前它还叫反帝医院。紫禁城中毛泽东的住所的北面有一条街，红卫兵曾命名为工农兵街，这是一个含糊而不贴切的名字。在尼克松路过这条街之前，它又恢复了原来长期使用的名字地安门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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