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拉萨尔
拉萨尔离开马克思家的当天，税收者和大部分店主都来威逼马克思，如果他不还债，他们将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拉萨尔注意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就说在年底以前借给马克思15英镑，马克思也可能得到更多，但要有恩格斯的担保。马克思在他的名下开了一张60英镑的支票。然而，拉萨尔希望首先确信恩格斯同意了，这激怒了马克思，以至于11月份写了一封粗率的、半是致歉的信:"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象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象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但从此之后通信就中断了，虽然拉萨尔仍然继续给马克思寄来他的许多作品。
1864年4月，拉萨尔说他两年来一直没有给马克思写信，他们的关系"因为金钱上的原因"变得紧张。但马克思把关系中断归因于拉萨尔的政治观点--这是更大的原因。60年代初，德国的繁荣造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势力，这大大减弱了反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曾在整个50年代统治着这个国家。这种对立由于拒绝州议会对军队改革必要的预算进行投票而达到顶点，这一拒绝做法导致了1862年5月的选举。拉萨尔努力地参与竞选活动，激进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伦敦逗留期间，拉萨尔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于他纲领的支持，这是关于普遍选举和州政府对工人合作团体的补助费的纲领。除了他的激进主义，拉萨尔还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带有黑格尔旧国家观的黑格
尔派;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心灵痛苦的世俗化的经历。因此，他的提议根本不会为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把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去世后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作了总结。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对当局帮助的依靠都会削弱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拉萨尔的思想，以马克思看来，不是建立在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它是与封建主义的一种妥协，"而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真正'革命的'"。在很多方面拉萨尔比马克思与德国的现实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因此可能会正当地宣称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能力，而他自己的纲领代表了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向。同样，马克思反对在德国进行普遍选举的思想，拉萨尔没有吸取法国路易·拿破仑处理这一政治体制上的教训。他还认为拉萨尔没有足够地把自己置于德国以前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尽管实际上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拉萨尔的政治鼓动缺乏国际主义的维度。最后这个判断当然是合理的:拉萨尔从
来没有在德国之外居住过，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都严格地局限于德国的情况。
甚至在伦敦的拜访之后，拉萨尔仍然渴望着与马克思合作办报。但在拉萨尔上一年狂热的政治活动期间马克思的批评变得更为明确。1863年5月，拉萨尔的鼓动在莱比锡工人要求参加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个有力量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成立大会时达到顶点。大会之前11天，拉萨尔已经与俾斯麦进行了秘密会谈。尽管拉萨尔宣称他是"和俾斯麦一起吃樱桃，但俾斯麦只是吃到石头"。拉萨尔没能活到足够的寿命，以搞清他是否正确。马克思异常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拉萨尔完全地向俾斯麦兜售了自己，并非常强烈地抱怨他剽窃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然而拉萨尔突然去世了:1864年8月28日，他在决斗中受了致命的伤。对方是瓦拉几亚人伯爵，17岁的海伦娜·窦尼盖斯的未婚夫，拉萨尔在此之前与她订婚近四个星期。恩格斯得到消息相当冷静，马克思表现了更多的仁爱。他写道: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
给伯爵夫人，他写道:"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
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象阿基里斯那样。"
与往日对拉萨尔的态度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显示了过度的慷概，但他与拉萨尔之间关系仍然是含混的，不满和憎恨总是为一种吝啬的赞美所缓解。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