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20年写的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是当时形势的反映，并不符合他一贯（从1917年到生命结束）强调的观点，即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可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上面几段引文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完全是毛泽东典型的政治观点，并贯穿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很明显，他是指革命家或改革家应该使自己置身于社会实际中，但同时，他也看出需要建立一种立于外而为促进的组织。换句话说，政治活动家虽然应该反映人民的客观要求，不脱离群众，但为了动员组织群众，仍需要一种立于群众之外的组织。毛泽东1921年参加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允许他自身与群众混淆不清，而是要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在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并且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人民”这个概念，因为湖南自治运动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才具有号召力和推动力。但从引文的措辞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己并没有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例如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民众”一词指的是什么？还有“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是否与他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直保持一致？把它们看作是两个永恒地相互联系的实体，也许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在 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中国的财富和主权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是M?郾N?郾罗伊（Roy）那样的、完全不考虑民族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毛泽东对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和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即认为去国外留学不那么迫切重要了。在第一封信中，他说虽然有好些人迷信出洋留学的好处，但是中国到国外留学的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实在很少。他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应该先研究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比较的东西。不过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他们那些人都到国外去学习。［２６］
半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写信给在法国学习的向警予，向她诉说湖南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她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学习，“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２７］。
毛泽东对西方思想基本态度的改变，并不像上述不相同的两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显。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更愿意留在中国的理由之一是打算通过阅读译本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然而，他这时的思想方向仍然没有确定，如他自己所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设想，打算用三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在长沙创立一种新生活。在他的设想中，认为个人的准备工夫是首要的，应占大部分时间，团体的准备工夫则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还谈到，他曾就暂不打算出国这件事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得到了胡适的赞成，甚至还提到他打算在长沙创办一所学校，学校的名字———“自修大学”是胡适提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且还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２８］。
1920年11月底，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仍然提倡“湖南自立为国”，与落后的北方各省分离，“直接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携手”。但与此同时，由于湖南人（甚至包括教育界的上层人物）无理想、无远计，政治界腐败，社会改良失去希望，从而使毛泽东有了新的觉悟，感到必须“另辟道路”［２９］。
对毛泽东探索这一新路有重大影响的是湖南的那群学生———“新民学会”当时在法留学的会员们，这些人中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他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向警予的恋人）。顺便说一句，蔡、向二人的自由恋爱不仅仅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挑战和反抗，这种情况正是五四时期的重要特征和它的成果。1920年5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在法学习期间他和向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高兴，并谴责包办婚姻制度下的所有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而且宣称他自己绝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３０］
1919年，长沙发生了一起因包办婚姻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３１］在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讨论中，毛泽东认为婚姻制度要改革，更确切地说就是用以恋爱为中心的婚姻去取代“资本主义”（即以金钱为中心）的婚姻。在1919年11月25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就已经谈到，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荣欲、权势欲等等皆是。多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接着又谈到，由于老年人只注重吃饭，所以把他们的儿媳妇当作奴隶来剥削，而不像青年人那样，看重恋爱和性的欲望。所谓恋爱，所谓性的欲望，“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３２］，这样，老年人自然是要和“资本主义” （金钱）结合在一起，来反对青年人欲望的实现。他认为现阶段的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必须废除，因为这种婚姻压制了最合理的事———自由恋爱。［３３］
正像有强烈爱国心的李大钊在1920年成为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公开赞成“四海同胞主义”那样［３４］，毛泽东不但接受了蔡和森关于“俄式革命”的远见，而且同意蔡和森主张的“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更为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无论是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还是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毛泽东都坚决主张新民学会的方针应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他人认为，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把它和世界分开。对于毛泽东说，确立这一方针是很重要的。［３５］
关于政治改革的目的和实行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等人详述他们的见解、介绍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讨论这些问题的意见的信以后，于1920年12月给他们写了回信，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蔡和森、萧旭东、毛泽东三人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关系是很好的，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被称为“三杰”，但随着他们对西方影响态度的暴露，他们中间出现了分歧。蔡和森趋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主张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式的温和革命，毛泽东则明确赞成蔡的“中国行俄式革命”的观点。但毛泽东在驳斥萧旭东的主张和罗素言论（当时罗素正在长沙宣传非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显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解是含糊的，例如他把十五万万世界总人口划分开，说无产者占三分之二，约十万万，资本家占三分之一，约五万万。*
* 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89～296页。摘录部分的译文见PTMT，pp.196—198（这里日期搞错了，据当时可得到的资料为1920年11月）。关于1920年8月蔡和萧的来信，见《新民学会资料》，128～143页。R．Scalapino “The evolution of a young revolu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1，Nov.1982）一文讨论了当时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
很显然，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无产者”一词，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于“没有财产的阶级”这种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或城乡无产阶级的概念。在随后几年的过程中，他终于在理性认识上有了提高。出于本能的反应，中国人对无产阶级的表述是否对毛泽东不再意味着像“全世界的罪人”之类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概念的理解还不十分准确，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政见的阐述确实更加与列宁一致。首先，他掌握了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政权的绝对重要性。这一原则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并一直保持到生命结束。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来信中谈到的改造中国唯一的方法是“俄国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３６］的主张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信中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家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 《新民学会资料》，162～163页。这封信和以前的信，以及蔡5月28日和 8月13日的信，还有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萧的信，收入了《蔡和森文集》37～40、49～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此书公开出版，是较易得到的资料来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中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的信是最前面的两封。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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