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讲了这番话后，毛泽东开始一反传统，为在思想和道德基础上使人心一致而论述与君子相对的小人的重要性。诚然，正是君子才具有高尚的智德，但是，只有在政治制度和各种经济活动是为百姓所设的基础上君子才能存在（小人累君子）。因此，君子不但必须对小人当存慈悲之心，而且必须教育并改造小人，以便共同实现“大同”目标。*毛泽东这时已打算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为人们出国留学作准备。［12］

*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有如下论述：“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88～8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编者注

就实践这个主题来说，它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在1917年的文章中谈到：至目前为止，关于体育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3］。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常有人把这一思想追溯到王阳明那里，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毛泽东的任何一本已出版的著作中都从未提到过王阳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1917年至1918年间他所吸收的西方思想。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两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他在读德国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4］

像这个时期一些年龄较大、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样，毛泽东也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作为冲破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没有觉察到社会组织对实现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他对个人组成团体、团体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作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主要的。他说，泡尔生所强调的正是相反，反映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影响。［15］

辩证地探讨对立面之间的关系，确实从这时起就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他曾在某种意义上看作具有同一性的对子的是概念与实际、有限与无限、高与矮、阴与阳，还有两对，在数十年以后遭到苏联人的非难，即生与死、雄与雌。他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把道德看作是良心和欲望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所推崇的“主观道德律”曾被污蔑为“奴隶思想”）。此外，由于物质不灭，人类和社会也同样是不灭的，虽然通过改良和革命，它们自身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正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为中国要被灭亡而担忧，而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对人民性格的改造，中国是能够从贫弱危亡中获得新生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只有在知识的指导下才有可能，而知识只有先构成信念，再应用于实践才能有效。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16］。

于是，毛泽东1917年4月重视实践的文章再次强调上述观点，而且有了社会改革需要组织起来的新主张。这两方面也是毛泽东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非常重要文章的中心思想。

毛泽东1919年文章［17］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进行比较：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 China Quarterly，49.pp.78—79。可以理解，李锐在1957年引用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不包括这段话，因为它很难证明李锐所提出的观点，即《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下面将要指出，在1980年的修订版中，李锐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变化。

李锐对这段话作了评论。他认为，虽然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民众的大联合》和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18］1919年夏天，毛泽东确实是在迅速地接受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实践，但要从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分却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阶级”这个有专门意义的词也只使用过一次，而且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聪明的和愚蠢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强大的和软弱的“阶级”）。［18］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一种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了其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想方设法提出这种见解，即社会成员的本能行为，在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之后，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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