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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思想》:红色经典
2007年04月27日 16:56:54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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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双重来源(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这一特征,还清楚地表现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中,那时他大概正在为《新青年》写研究体育的文章,信中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 《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7页。黎锦熙曾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后到北京(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第28页,有他一简短的个人简历)。正如史华慈曾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谈到德、智特别是强健的体魄时所提到的现代“教育家们”是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肯定是从严复译著中阅悉斯宾塞的。

 

因此毛泽东不但在开始时强调身体(即物质基础)的至关重要,而且还赞扬了古代中国人勇敢(勇)的美德,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像20世纪初许多其他中国人那样,他的思想的发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而受到威胁。

 

如果这种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贯特性,那么,191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更为基本的主题,以及这一主题更清楚地揭示的近代思想影响,就是强调自我认识(自觉)和个人主动(自动)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开头的一段中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要使体育收到效果,非打动人们的主观思想,引起人们对体育的自觉不可。”[3

 

实际行动的关键首先在于改变人的内心,这种思想当然部分来自儒家传统(如“重文轻武”)。但可以看出,在诸如此类的一些文字中渗透的主要灵感是折中主义的,而这时毛泽东是从阅读《新青年》和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也是他未来的岳父)的授课中,获得他那些基本上是西方的观念的。

 

杨昌济是朱熹的信徒,也信奉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学说,他向学生讲授道德哲学,强调西方自强自立的自由主义,同时主张要兼有个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4]为了这个目的,他从儒家的《论语》摘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并附上自己的解释,编集成《论语类钞》一书,以此来阐明他对“修身”的理解。这本书第一篇的题目是“立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5

 

像杨昌济那样,毛泽东特别强调“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6]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19173月毛泽东给来华参加黄兴葬礼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写过一封信,目的是想请他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一个回忆黄兴的演讲,在信中毛泽东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颇立志气”的学生。[7

 

但在同时,他根据地道的中国方式,认为除了通过认识或启蒙,真正的“志”是不可能确立的。他在19178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立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立志不仅仅是主观态度问题,行动和忠诚也同样需要: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8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他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三个人具有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们是袁世凯、孙逸仙、康有为,这三个人中,只有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也主要是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他唯一钦佩的人是近代的曾国藩。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毛泽东按曾国藩死后的谥号称他为曾文正。[9

 

尽管这样,毛泽东1917年的思想方式绝不是完全因袭的。他渴望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强大和复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极其复杂,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改革,是从枝节入手的,诸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枝节,枝节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这些枝节都是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他接着写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毛泽东看来,应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全体国民的思想。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0],都必须改造。

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杨昌济曾说: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在谈到这一见解时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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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璐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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