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面讲过，五四运动对1949年的胜利是有贡献的，这事实已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这两件事相比何者更重要，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直到最近，中国官方人士的观点仍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界线，这就含蓄地表明五四运动是比1949年的胜利还要重要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更偏重于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实际上现代史开始的标志应该是1949年夺取政权，因为它开辟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在一篇权威性的论文中，李新透露说，在1956年，正规的说法是以1919年作为现代史的起点，而他当时就主张现代史的起点应是1949年。他以生产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是一个恰当的标准为理由，但是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观点。［8］看来采取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大多数人的观点，把五四运动作为现代史的开端，是稳妥的。
李新承认1919年标志着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开始，毛泽东在1939年就是这样宣布的。但他特别强调指出，当时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发生具体的变化，五四运动后还是军阀统治。［9］毛泽东当然知道社会主义改造和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重要性，但是同时，毛泽东又不加掩饰地认为五四运动这一他亲自参加过的运动是划时代的大事件。［10］
不论1919年与1949年相比其象征性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横亘于这两个时期之间的30年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最终获得胜利的30年。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并获得胜利的原因在于他们满足了中国人民的需要，反映了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必然趋势。客观存在的中国农业社会的贫富悬殊，古老的儒家道德规范的逐渐解体并为赤裸裸的剥削关系所代替，这些无论如何会使革命党人具有策略上胜过其对手的明显优势。
但是，不论客观条件多么有利，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和利用其胜利的事实，并非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般现象。它们反映了夺取政权的斗争的特殊情况，也反映了某个人在相当程度上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样，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没能在哪方面把他的观点完全强加于人，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许多思想受到了批评或限制，有一些则被完全抛弃。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领导能力的影响仍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至于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毛泽东的中国”。在他去世以后，尽管他留下的印迹这里已经被人弄碎，或那里已经被人涂抹，但它们大体上仍然清晰可见。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在40年的大部分时间内，对中国局势的控制达到如此的程度？简单地说，我认为是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中国许多方面的代表，但在某些关键性的问题上却例外。他出身农民，因此知道（尽管他在学生时代曾忘记）中国社会的重心是在农村。在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由贫农转变为富农兼米商，这就使毛泽东从“大斗进小斗出”的现象中知道了农村社会存在的不平等。从地理上来看，他又是生长在中国中部地区。他不是沿海大城市的人，这些城市无论怎样重要，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中国农村格格不入的。他也不是出身于偏僻的内地，这些地方与外国影响及政治动荡完全隔离。自从谭嗣同1898年在这里建立南学会以来，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已经出现了新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而且也引起了反应。
然而，毛泽东这一代数百万中国青年同样出生在中国地理上和社会上的中心地带，什么是毛泽东不同于其他人的个人特点呢？十分突出的一点是他在一开始时就非常相信自己的领导能力。他不仅钦佩东西方一些强有力的统治者——从秦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到彼得大帝和拿破仑，并在早年就坦率地确信自己的能力能够超过他们。如此强烈的自信本身虽不能保证一个人一定能担任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如果没有这种自信，要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是非常困难的。［11］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点是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产生了强烈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而且必然会坚持按照中国环境和中国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来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确实，毛泽东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中，有两项分别出自于《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论文中，在它们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概念之前，其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国观念中去，它们是“实事求是”和古代的“阴阳”辩证法。
农民的价值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的传统，这些东西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和充分的体现，使他能够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发挥作用，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多年来，在不同历史条件的影响下，其中包括他本人活动积累下来的影响，这些素质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的各个时期，以及每一特定时期新思想产生的原因，在这本书的正文中将逐一阐述。这里只是适当地展望一下其思想的整体轮廓。
从内因来考虑问题，也就是从毛泽东的个性和动机这一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可以认为多年来他对自己思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在继续探求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是有约束力的。在晚年，随着这种趋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变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然而，在其革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仍试图用过去的知识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
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来说，在解释毛泽东的思想时，要考虑到的首要因素自然是革命斗争的背景。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由于现实多方面的差异，决定性的转折点也是不同的。例如，廖盖隆在1982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建议，以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为背景，分别对毛泽东的思想和生平作不同的分期。［12］其他一些著者还提出，不仅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分期不同于党史的分期，而且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每个特定的组成部分，诸如建党学说之类，都应有其独立的分期框架，尽管同时要强调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内在联系的。［13］
划分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阶段或时期，以及识别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关键性的转折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棘手的、繁重的政治任务。对我们来说，则不是如此。它被证明是一种有益的分析方法。概括地说，毛泽东的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约十年时间：
1917—1927年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学习，包括在学校的最后几年和参加各种革命团体：从新民学会到工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他的思想发展是从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向农村中心论，这种思想于1925年至1927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
1927—1936年 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开端。其特征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的巨大变化。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领导层的斗争中，他从一条支流发展成为一条路线（也可能是一个派别），接着是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进入了在党内获得至高无上的和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早期阶段。但是在整个这一阶段中，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在这些年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逐渐形成，尽管“持久战”的战略原则到1938年才明确提出。与此类似的是，同“群众路线”相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尽管对这个概念的系统阐述还是在下一个十年。
1936—1947年 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写完了1949年以前的全部重要理论著作。首先是1936年底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接着是1937年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后来从提纲中节选出来的。随着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一书的出版，他一举登上国际舞台。书中有1936年7月他对斯诺详细介绍的他的自传。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1942—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加以贯彻，这样既促进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也提高了他在党内的地位。1943年3月，他成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主席，也就正式地成为领导集团中地位最高的人。在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的思想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南。最后，在马歇尔等人的调解企图失败之后，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彻底推进国内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新高潮。到1947年底，战争和土改两件事都进行得很好，胜利在望。
1947—1957年 毛泽东在指挥国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1947年至1949年间，还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所面临的任务。在开始时，他强调必须遵循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把城市和重工业的作用提到首位。他还提倡渐进主义和稳健政策，尤其是在农村，在那里保存富农是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1955年，经济政策突然变得比较激进了，毛泽东在7月发出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的号召，但同时在1956年初又对知识分子提出一套安抚政策。他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后来被他看作是第一次试图对不同于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作的系统阐述，这个报告在1956年5月2日接见非党人士讲话时作了修订）特别讲了一段话，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原稿中，毛泽东谴责斯大林的“左”倾和动辄就杀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的倾向，并且宣布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上”结束。接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处于最著名、最引人注目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的时刻，这个相对多样化的阶段却为“左”倾主义的新高潮所取代。“左”倾主义既存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中，也存在于当时的政治气氛中。
1957—1966年 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即发动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当这一试验的结果出现混乱并引起群众饥饿时，毛泽东引退到第二线，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负责制定紧缩和调整的政策。但他对放弃空想的、平均主义幻想的“大跃进”变得越来越恼怒。这种情绪促使他在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那时起他就准备反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走资派”的那些人。［14］
1966—1976年 毛泽东的最后一个十年是以普遍的、猛烈的暴力行动对付他在党内的对手和所有那些他认为在思想上倒退、在行为上官僚化的人开始的。在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人们还表现出一定的希望和热情，至少在青年中是这样。然而不久，红卫兵运动就演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流血的派别斗争，毛泽东不得不派林彪和人民解放军去调停。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暴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控制的，但政治的和社会的秩序并没有真正得到恢复。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困惑与挫折与日俱增，尽管这时他仍处在统帅地位，但是他越是渴望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却越来越没有成效。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能思考，更谈不上说话，甚至像他在1966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的葬礼上或种种愿望之坟墓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偶像。
对于以上提及的以种种事件和倾向为标志的六个阶段，人们可以作出怎样的概括呢？沿着下述的思路也许多少能得出一些答案：
性格形成时期 1982年4月我在香港作的演讲中，把1927年以前这段时间称为“革命的学徒时期”，但在公开发表时，我把它改为“性格形成时期”。这一改动，是我受廖盖隆影响的结果。廖盖隆认为，不能把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毛泽东当作一个单纯的学徒。［15］除了这一点非常正确之外，还有另外一点，也许正是不用“学徒时期”这个词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不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从事的工作是多么不确定，但是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已具备相当具体明确的标准、条件和资格，要经师傅传授手艺或专业特长。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学习。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同毛泽东的年龄、经历相比，他们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取得成功。斯大林认为他知道，并在1925年前后就命令中国共产党按他的设想行事，但事实证明，他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革命导师。毛泽东在1917年至1927年间，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毛泽东是自学的。
锻造武器 在1927年，尽管毛泽东还没有受到充分的训练，完全掌握革命的真谛，不过从那以后他就完全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去了，他要生存发展，就必须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1927年至1936年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人创建了军队，制定了战略战术，使中国共产党度过了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险些被消灭的那段时间，并在抗日战争造成的更为有利的环境中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确定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 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前十年的教训，认为可以通过在农村的武装斗争，同时实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且非常成功地贯彻了这些思想，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胜利在望了。
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 从1947年至1957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收拢起推翻国民党的胜利成果，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任务。到1957年初，中国和外国的许多人都看出这项事业确实很有希望成功。
不可思议的“大跃进” 1958年，毛泽东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大跃进”时期，胜利与他失之交臂，于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并且参与揭露他们的活动。接着，到60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十年“文化大革命” 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毛泽东试图铲除利己主义，他认为其根源不仅存在于以等级薪水制度为根据的不合理的报酬分配之中，而且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他继续清除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尽管不那么完满。就改变人性这个目标来说，根据毛泽东逝世后几年间发展的情况看来，在十年前许多人所相信的显著改变完全是一种错觉。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大变动，并没有像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在中国人民中间引起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领导中国的27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只不过是个转瞬即逝的阶段。正相反，无论在1949年以前还是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毛泽东的思想及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实践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远意义。在本书的“结束语”中，我将对此作出评价。
导论
［1］S.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hereafter PTMT，p.15.（The first edition of 1963 began with the same sentence.）
［2］K.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20 May 1853；F.Engels，“Persia and China”，22 May 1857.For extracts，see H.Carrére d’Encausse and S.Schram，Maxism and Asia，pp.119—121，123—124.
［3］S.Schram，PTMT pp.354—355；［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第6卷，331页，东京。
［4］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r.S.Schram，The China Quarterly，hereafter CQ，49（Jan.-March 1972），p.84.
［5］作者这里指的读书笔记，实即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71～808页，1998年印。——编者注
［6］《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北京版），334、347页；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tr.Moss Roberts，p.51，pp.66—67。
［7］参见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83（4）。
［8］［9］参见李新：《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1983（4）。
［10］参见本书第72～75页。
［11］关于毛泽东的领导品质和作用的广泛讨论，参见“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in S.Schram，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pp.203—256。
［12］参见廖盖隆：《关于毛泽东功过评价和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对施拉姆教授论毛泽东的几篇文章的评述》，见廖盖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2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13］参见郑志飚：《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历史分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5（2）。
［14］关于从1957—1958年的激进政策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的因果联系，参见S.Schram，“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Q 108（Dec.1986），pp.613—624。
［15］See the Preface to S.Schram，Mao Zedong：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以及注［12］引证的我们谈话的中文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