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对帝王思想的排斥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上的一次革命，并且也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进行着的文化变革的结果。西方思想的传入，开始是零散的，不久以后就成了汹涌大潮。在它们的影响下，中国自身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在思想领域出现了新的动向。这种新动向只能称之为革命，尽管它们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可见民族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互相促进的。
在武昌起义以后的政治革命中，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军的士兵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在五四时期日益高涨的文化革命高潮中，在更加有力、更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从1915年“二十一条”的签订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再到1926—1927年的事变，毛泽东虽然还不是主角，但却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了。至于20世纪20年代在农村以农民战争形式出现的社会革命，毛泽东虽不是发起者（那荣誉属于彭湃），但却是最成功的代表者，他在农村根据地以游击战的方式为革命开辟了道路。
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像许多学者几十年以来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农民革命家”？一些人持这种观点，其理由不过是毛泽东看到了农民身上固有的潜在革命性，认为革命必然在农村发生。另外一些人则走得更远，坚决认为毛泽东在1927年不仅仅是暂时放弃了城市，而是完全抛弃了工人阶级领导的概念，完全否认了城市知识分子杰出人物在革命中的作用，并且使自己成为实现农民所固有的空想抱负的圣徒。
毛泽东曾动员农民去进行革命，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认为毛泽东是盲目地附和农民的理想而不是去领导他们，则显然是荒谬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证明，他坚定不移地信奉列宁主义关于党是先锋队的思想。还有一种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1927年以前由城市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人物占支配地位的中国革命，同后来毛泽东领导下的城市杰出人物并没有起很大作用的中国革命是完全对立的。但是，毛泽东对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中心地位的认识，以及他头脑中某些农民意识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76年持续存在了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些东西同他思想中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成分融为一体，确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各种成分彼此冲突的思想模式。
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革命观不仅重视那些受过教育并已成为党的组织者和理论家的个别人，而且也包括一般的知识分子在内，这一点也非同一般。“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智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这是毛泽东1939年在五四运动纪念大会的演讲中宣布的观点，这段话后来被删掉了。［３］他又说，五四运动固然是由知识分子发动的，但必须联合由工人、农民组成的“主力”，才能达到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目的。这样明确说明革命的最初动力来自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本人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看法。
显然，这种看法自五四运动以来是始终一贯的。毛泽东在 1919年8月曾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4］ 这一看法自五四时期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这里所包含的，不仅是要求由他这一代人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使命感，而且是一种确信无疑的观点，表达了毛泽东对革命过程中不同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看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刚刚引述的1939年那一段话里表达得更加清楚。在若干年以后，于1959年至1960年间，毛泽东在其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5］中，把他的见解集中起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历史因果关系的理论：
整个革命的历史表明，新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对于改变落后生产关系不是必要条件。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开始的，这有利于在社会上制造出新的舆论，由此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只有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才有可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摧毁后，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
在你制造出新的舆论和夺取政权之前，是不可能解决所有制问题，并大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6］*
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有如下论述：“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170页。——编者注
这段话显然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见解，即上层建筑的变化可能是由生产力的逐渐发展而引起的，但根本的变化只能出现在政治革命之后，政治革命本身通过舆论的动员作准备，并使之成为可能。这种见解与毛泽东一贯强调自觉能动性、主观力量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不管怎样，还应当指出，从这段话中概括出的要点既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生活模式，也反映出更为广阔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由张之洞发起的工业化（毛泽东多次把这种工业化称为整个中国革命的出发点）［7］开始了一个变革的过程，毛泽东和其他人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这一过程的参加者，他们通过文化革命最终打开了政治革命的大门，然后再进行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且事情本身也是这样。但是在从这一经历中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理论的时候，毛泽东也是凭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习惯在办事。知识分子不但两千多年来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一个以书面文字的“传谕”方式进行统治的社会中，“制造舆论”也必然需要舞文弄墨的人参与，1919年的情况就是如此。毛泽东把这看作是当然的事情。在这方面，他是否意识到中国与那些不以成文传统为基础的其他文化之间的区别，现在还说不准。换句话说，与其说他是个农民革命家，不如说他是个农民出身的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如果不是处在这样一个革命时代，他本来可能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去实践传统的治国之术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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