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中国的现实，把毛泽东的军事和政治领域内的思想与经历联系起来。正像毛泽东在上段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战斗的结局很少能预先确定，但它部分地要依靠主观力量，如战士的勇气和指挥员的战术运用等等。同样，政治斗争的条件在中国也是如此，远不像西欧甚至前俄罗斯帝国那样确定。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被大致地看作工人和资本家的相应代表，但前者更侧重维护农民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后者则维护地主的社会经济利益，这是个更重要的事实。另外，由于存在着外国势力的影响，因而这一画面又被极大地改变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波兰问题时，列宁在论及20世纪殖民地问题时，已经创立了这样的命题，即在特定的社会里，阶级的行为可能会因团结一致反对外国的压迫而被修正。至于毛泽东，他对此不仅仅是作为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以接受，而且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他就确信一个适于完成民族目标的联盟可以成为现实；这一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能有效地改变除工人及其亲密盟友农民外的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主观态度。

尽管非常重视作为民族救亡条件的民族团结，在不同程度上自始至终是毛泽东的思想与政策的特征，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决定执行与蒋介石结成新联盟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也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无意放弃自己的最高纲领。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社会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的主要焦点，但它并非仅仅是从道德价值和心理改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的。尽管他相信客观的社会现实会因为主观意识的变化而受到改造，但他仍然把参加革命活动作为改变人的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敏锐地意识到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熟练地运用这一辩证法，的确是毛泽东的思想特征之一，也是其政治成功的秘诀之一。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中就阐述了以革命斗争促进文化革命的思想。他写道：“家族主义、迷信观念与片面的贞操观念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胜利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农民会用他自己的双手去丢……”［２７］

在此后的整整20年间，农村一直是毛泽东进行社会与文化革命试验的主要舞台。在农村社会变革这幕戏剧中，其关键性的行为当然是土地改革。对于各个社会集团特别是富农的不断变化的路线的细节，于此不再叙述［２８］。

毛泽东相信通过革命斗争转变人的思想的方法，1933年至1934年的“查田运动”特别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这种观点。这一运动也许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在1933年，他确实给这一运动留下了他本人的印迹。这场运动表面上的经济目标在于确定土地改革是否得到了正确的执行，但事实上却只是为追求基本的政治目标提供了一个框架。毛泽东深信，由于地主和富农有着传统的声望，具备识字善言的有利条件，所以，无论财产结构在形式上作出怎样的变动，那些以前享有特权的分子都将在不同程度上成功地窃取到农民协会的权力。防止这类暗中复辟旧秩序的事情发生的唯一办法，是不断地发动农民群众，鼓励贫苦农民开展反对他们以前的剥削者的斗争，以便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坚信，从今以后他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了。

“查田运动”与1946年至1948年和1950年以后的土地改革有许多类似的方面。例如，召开群众大会来鼓励农民“诉苦”，揭露地主以前的压迫行径，在某些场合，还要接着对最坏的地主处以死刑。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的威风，而且最重要的是要使农民自己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至少要像人一样站立起来。这样，毛泽东便在改变人们对于权威的态度的意义上着手实行了文化革命，并且运用革命斗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武器。在毛泽东的路线中，对这种做法的重视是贯彻始终的，但是，他运用这些方法的政治背景却随年代不同而不断变化。

在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策略上最难以处理的问题是军事原则与政治原则之间的矛盾。为了获得群众最大限度的支持，毛泽东和朱德便在最初的年代里实行了“诱敌深入”至根据地腹地的原则，因为在这些地区土地改革已经进行了，群众热烈拥护红军。但是，这样的策略意味着共产党军队的坚定支持者们经常面临战争的危险与失败。而这逐渐破坏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的信誉，因为它不能保护它的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积极的进攻战略”是对这一困境作出的反应，这个反应要求把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威严和领土完整的政治原则置于现实地估价军事可能性之上。这个战略导致了灾难，但它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早期的策略在1934年就能奏效。但是，日本人迅速进军中国，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使共产党人能够冲破所处的窘境。另外，只有1935年至 1937年所形成的新局面，才使毛泽东又一次以自信的口吻讲话，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他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兴趣可言。1933年至1934年间，他曾经一度降为傀儡似的人物。而现在他在党内再次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这一事实使他得以施展其新的雄辩术。但是，这种情况无疑产生于下述事实，即对于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有许多东西可谈。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阐述革命的国内外敌人之间的关系时，便暗示了即将到来的事情。

使共产主义者和国民党，使以往的敌人———毛泽东与蒋介石———再次结成联盟，这一变化是同两党意愿格格不入的。对于第二次统一战线，毛泽东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论证呢？

1931年9月，当日本在满洲的行动第一次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关于联合资产阶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同共产国际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可以被概括为“阶级对立”的口号。尽管这被理解为原则上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是，毛泽东有关具体斗争的社会学观点则仍为他在1926年所持的立场。1931年9月25日，由毛泽东和其他人共同签名的《告白军士兵兄弟书》，在号召他们杀掉其反动的最高指挥官并同工人、农民和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推翻“国民党的鸟政府”之后，继续说道：

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２９］

很清楚，对毛泽东说来，中国革命主要是在农村进行的。在这封信中，“国民党军官”被看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地主阶级的奴才”，这同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著作中所说的一样。但国民党在国内“剥削和压榨群众”的反动作用仍是信中最突出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的攻击集中于抗击日本侵略的问题上，他的立场恰好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立场相对应。既然“只有红军”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并真正地保护人民”，因此，必须首先解决国内的敌人，以便开展有效的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

1932年1月日本人进犯上海，同年4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这样一来就使对外问题日趋成为政治战略的中心问题。1933年1月17日的声明是毛泽东关于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的观点发生变化的标志。这个声明提出，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主权利，武装群众抗日），决定与“任何武装力量”，即任何持不同政见的准备和共产党人妥协的将领达成协议。［３０］尽管这一立场仍然停留在共产国际制定的“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内，也就是说要和其他政治运动的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联合，但是，愿意与国民党高级将领（虽然不是和蒋介石）妥协，毕竟标志着向1937年被建立起来的“上层统一战线”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34年7月15日，在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署的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他再次呼吁“民族革命战争”，呼吁同愿意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力量联合起来，同时努力打击“国民党卖国贼”。［３１］然而，在毛泽东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置于很高的地位上的同时，对于彻底地开展第二次统一战线工作，他比苏联领导人明显的有更多的保留。1935年8月1日呼吁建立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宣言，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从莫斯科发出的。

对于再次与蒋介石拥抱，毛泽东及其战友们与斯大林不同，他们感到更令人作呕。他们把蒋介石视为屠杀其战友的刽子手和革命的叛徒。到1935年底，当毛泽东的军队于12月重新集结在瓦窑堡时，毛泽东不仅准备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而且还要和资产阶级中与欧美帝国主义有联系的因而倾向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那部分人合作。但蒋介石，作为“卖国贼营垒”的“总头子”和豪绅、军阀、买办阶级的代表，是特别被排除在拟议中的统一战线之外的。［３２］

事实上，同这个“叛徒”的间接联系早在1935年就建立起来了。1936年4月，张学良同周恩来会谈，敦促共产党人停止反对蒋介石的战争，集中力量抗日，并答应利用他对蒋的影响说服蒋接受这样的停战。1936年5月5日，一封直接致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发出了。后来，毛泽东称它是“放弃‘反蒋’口号”的标志。［３３］在这以后，毛泽东经常与张学良、杨虎城及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联系，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能性。［３４］特别是在1936年10月5日写给张学良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达成“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的愿望。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与其他18位共产党的高级政治、军事领导人共同签名的写给蒋介石本人的信表示，希望蒋介石改弦更张，以便后代想起他时不会当作亡国的罪人，而是当作“救国救民之豪杰”。［３５］

所有这些建立在政治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姿态，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感情已经彻底改变了。12月12日，当蒋介石在西安成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阶下囚时，共产党的高级与一般领导人所作出的本能反应是，相当一致地要审判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及其他最高领导人曾严肃地考虑过这样的对策。相反，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信，向他保证“丝毫不求报复南京”。［３６］据说，毛泽东收到了莫斯科发来的命令他不要杀蒋介石的专横的电报时大为光火，其原因并非因斯大林要夺走他到手的俘虏而使他感到沮丧，而是由于斯大林怀疑他的忠诚，怀疑他所具有的常识。［３７］

不管怎样，一旦着手执行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便显示出他们几乎是一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原因很明显，对于他们来说，拯救中华民族并不像列宁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策略手段的基础，它就是价值本身。

在没有根据当时中国革命所达到的阶段以及这个阶段相应要完成的任务来论证上述政策的正确性之前，毛泽东当然不能要求他自己和他的战友们作出那么重要的转变。正是在上面提到的 1935年1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开始概略地叙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直到1939—1940年间，它们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了确切的系统阐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就其成熟性和复杂性而言，在延安时期明显地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在继续讨论他的这一思想之前，有必要对其1937年萌发的哲学思想作出叙述，这种哲学思想在毛泽东整个思想中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

［1］《毛泽东集》，第1卷，109页；translated in M.Hen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205—206。

［2］《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translated in Fitzgerald，pp.9—15。

［3］参见《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55～257页。

［4］See S.Schram，PTMT，pp.316—317.

［5］1927年8月20日和30日的两封信，据推测是毛泽东写的。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11～14页。S.Schram在一篇文章中翻译了从这两封信中引用的话并分析了其含义。See S.Schram，“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 ‘deviation’in 1927”，CQ 27（April-June 1964），pp.55—66.

［6］《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98页。

［7］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297～298、299～300页。

［8］1928年11月的报告中的相应段落，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59页。1929年4月5日毛泽东的信也可以作参考，见《毛泽东集》补卷，第3卷，37～45页。See also S.Schram，PTMT，pp.259—260.

［9］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3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是1929年10月26日发出的。——编者注

［11］参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84～85页。

［12］《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93页。

［13］Grigoriev，pp.369—373.

［14］参见《毛泽东集》，第2卷，139页。

［15］李立三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作用的某些论述的简单概括，see S.Schram，Mao Tse-tung，pp.148—149。

［16］1962年1月30日的谈话。See S.Schram，Mao Tse-tung unrehearsed，p.172；也可以参见官方的刊物《北京周报》的译文，1978年第27期，14页。

［17］李立三为了中国革命的缘故而欲使苏联卷入战争的“企图”自然会激起苏联作者的极大愤慨；see，for example，Grigoriev，pp.365—367。

［1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04页。

［19］对这一著作部分内容的概括，参见陈伯群撰写的文章《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载《解放》第28期（1938年1月11日），14～19页。上述关于原作者的材料是由中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包宪书（Pao Shih-hsiu）提供的。

［20］关于遵义会议，see Benjamin Yang，“The Zunyi Conference as one step in Mao’s rise to power”，CQ 106（June 1986），pp.235—271；and Jerome Chen’s reply in CQ 111（September 1987）。

［2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25页。

［22］参见1968年7月28日与红卫兵的谈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版），694页。

［23］ 原文似有误，《井冈山的斗争》写于1928年11月25日。——编者注

［24］《毛泽东集》，第2卷，37页；S.Schram，PTMT，pp.268—269。

［25］《毛泽东集》，第2卷，130页。

［26］《毛泽东集》，第6卷，98页；S.Schram，PTMT，pp.284—285。

［27］《毛泽东集》，第1卷，237～238页；S.Schram，PTMT，p.259。

［28］作为简要的总结，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191～193页。

［29］《毛泽东集》，第3卷，14～15页；S.Schram，PTMT，p.219。

［30］See Su-wei-ai Chung-kuo（Soviet China），pp.91—94，Moscow：Izdatel’stvo Inostrannykh Rabochikh，1934；参见《毛泽东集》，第3卷，183～185页。

［31］参见《毛泽东集》，第4卷，363～367页；S.Schram，PTMT，pp.220—222。

［32］参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42～169页。

［3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53、267页。关于1935—1936年国共两党之间秘密谈判的情况，以及毛泽东愿意继续同蒋介石和解的情况，参见John Garver，“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United Front：the Cominter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Q 113（March 1988）。

［34］参见毛泽东于1936年后半年所写的大量书信。《毛泽东书信选集》，30～97页。

［35］参见上书，78～79、87～90页。

［36］参见上书，9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