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的一个时期内，不间断革命的“千年至福”观念（the chiliastic vision）*支配着瞿秋白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似乎认为他们可以赤手空拳地战胜敌人，但这些希望和幻想迅速地破灭了。至于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他就从未动摇过这样的信念，即革命要继续下去，红军是必不可少的。
* 所谓“千年至福”（chiliasm）又可称为“千禧年主义”（Millenarianism），在中文其他翻译作品中，也有音译为“齐里亚主义”的，是基督教神学教义“末世观”的思想因素之一。其基本意思是：在世界进入最后末世的前夕，基督将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以有形的方式重新降临在世俗的世界上，在全地建立起一个纯粹、洁净和明亮的“城”———神国，其持续时间约1000年。这一教义的根据来自《新约圣经·启示录》第20章。“千年至福”最早的经文为希腊语χιλια，翻译为拉丁文为mille annis。由χιλια演化为chilia和chiliasm;由mille annis演化为millennium。所以，英语chiliasm和millenarianism由于词源不同而呈现两种形式，但指涉的是同一个意思。相应地，信徒必须忍受来自世俗世界的各种逼迫和排斥，以不懈的努力与虔诚迎接“千年至福”的最终到来。《牛津英语辞典》对该词的解释是：“施隆幸福，恩泽充溢的统治期”或“基督统治的千年”。研究者一般认为，《圣经·启示录》的这些思想，是基督教“神正论”的精髓之所在，是以神学的形式所表达的一种正义观。
“千年至福”观念还经常在引申的意义上被使用，其意思是对于必将到来的理想社会持有虔诚信仰；在政治或道德上，则表现为通过革命的反抗行动，创造一个美好的太平盛世，实现人类永久正义与和平的伟大期望。施拉姆此处使用该词，是指瞿秋白的不断革命路线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支持其政治行为的价值理念。在本书的其他地方，chiliasm也往往是在这种引申意义上被使用的。———编者注
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路线垮台前，毛泽东倾向于认为，军队的中心作用只是暂时的现象。此后，他才进一步看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长期形式（我随后还要讲到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尽管在其思想中革命所需要的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只要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军事，那么他关于军队与民众的关系的观点就会继续存在下去。20世纪30年代，他进一步把这种关系精辟地概括和比喻为鱼水关系。很清楚，这个解释并未低估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没有群众这个“水”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军队这条“鱼”便会毫无希望地死去。所以，共产主义者必须认真地发掘群众支持的源泉，以便使他们在其中活动的海洋不致枯涸。但是，同时，毛泽东的比喻也十分清楚地表明，军事斗争将由代表群众利益的红军进行，而不是由群众自身承担起来。
详细地分析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毛泽东的思想，必须对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作全面的考察。下面，我们就对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关于革命目标和策略的思想的主要特征作一扼要的概括。
早在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就不仅看到了（像已经提到的那样）正规的组织起来的游击队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这里红军可以得到休整和恢复，可以发展同群众的关系。没有根据地红军的战争将变成单纯的军事冒险。但是，在此阶段，毛泽东对于他在偏僻山区所开展的活动同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之间的关系尚无清楚的认识。当时，深信这种高潮将会来临的，不仅是李立三，毛泽东本人也这样看。在1928年11月25日关于井冈山斗争的报告中，毛泽东宣称，他的军队的活动还不是暴动，而只是“打江山”，只要没有全国性的革命高潮，情况仍将如此。但是，红军根据地的迅猛扩张能够极大地促进革命高潮到来的思想，开始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迅速萌发。这样，1929年4月5日，在答复中央委员会建议他和朱德适当减少旨在发动群众的小规模游击活动的信时，毛泽东说，依据对形势的判断所提出的这个建议是十分悲观的。利用蒋介石和桂系之间的冲突，在一年内占领整个江西及闽西和浙西，是完全可行的。同时，他为农村斗争的正统性进行辩护，宣称它是在工人领导下发生的，还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根据地同样可以在上海及其他城市建立起来。［８］
至于共产国际，虽然不能经常性地提出意见，来规定革命高潮到来的速度，并以此告知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推进还是巩固他们的阵地，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它有着十分明确和一贯的观点。莫斯科的观点实质上是，红军的活动和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固然重要，但是，只有这些活动和有效的城市工作一齐展开，把城市无产阶级作为一支力量考虑在内，才能导致革命的胜利。因而，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一个决议中说：
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新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起点。在这方面还应当看到，党的主要任务是在乡村和城市、在一系列相邻的省份组织统一步调的行动，而且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９］
1929年12月［１0］的共产国际来信给李立三的直接的革命行动计划以决定性的推动。来信告诉中国共产党，新的高潮即将来临，因此，必须采取有关步骤，在高潮上升到足够的程度时立即建立工农专政。共产国际进一步解释说：“农民战争是中国民族危机和革命高涨的另一个特点。”尽管农村的运动（在此，共产国际把毛泽东领导下的苏维埃和诸如“红枪会”等传统组织形式混为一谈）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发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征候，乃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自1927年遭到沉重失败后，现已摆脱了抑郁不振的状态”［１１］。
换句话说，在中国的情况下，农村的游击战争是革命事业中正当的和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是，更富传统特点而较少外来色彩的城市工人的行动，则不仅是更主要的，而且在最后的关头将起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至于李立三，最初对发生在乡村的一切有什么意义比共产国际更持怀疑态度。不管怎样，1930年初，当他开始部署夏天大规模的进攻计划之时，他发现红军是分散国民党对工人运动的注意力的一支极为有用的辅助力量，城市与乡村的两面进攻可以使胜利具有更大的把握。
在中国革命中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这个问题上处于对立的两极，莫斯科则站在中间的立场上。在革命的时间性和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中心作用这两个问题上，毛泽东与李立三在许多方面是相互接近的，与莫斯科则是对立的。
李立三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高潮的内在性问题上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被中国与苏联之间联系困难、来往信件经常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这一事实所冲淡。结果，双方领导人经常是对早已被对方放弃了的立场作出反应。仅举一例来说，1930年6月的共产国际来信（中国资料中所记的日期都是 7月23日，因为是这一天在上海收到了来信）是5月间在莫斯科起草的，而它是对早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2月份所作的决定的反应。*?
* 最近，苏联的出版物已经澄清了这些问题。尽管在其解释中存有强烈的偏见，然而它们大概是有关这类事实真实细节最准确的说明了。因为它们的依据是共产国际档案。这些出版物中利用起来最方便的大概是A?郾M?郾Grigoriev，“The Comintern and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under the slogan of the Sovi-ets（1927—1931）”in Ulyanovsky，ed?郾，pp.345—388。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出版物中已经披露了1930年6月指示的正确日期，而现在继续把它作为“7月23日指示”是没有理由的。
即使一系列的论证和反驳被如此地冲淡了，但不管怎样，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握斯大林与李立三之间众多的不同观点。尽管由于这种原因，历史学家的任务，即分辨谁应该对1930年上半年作出的具体决议特别是铸成大错的决议负责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样，1930年6月，共产国际在指出由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未汇成一股巨流”，所以还不存在全国性的客观革命形势的同时，又预言最近将来的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的省份”［１２］。尽管共产国际依然希望中国的决战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但是他们不同意李立三关于进攻的时期已经到来的观点。因而，莫斯科明确地拒绝批准李立三命令进攻武汉、长沙等地并在这些城市中发动相应的起义的决定，同时指出，红军和工人运动首先应当进一步加强。［１３］
至于毛泽东，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其军队悉数出动去进攻这些国民党的强固据点，因为这样会给革命前途和他自身权力的基础带来危险。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同意莫斯科的立场。但到1930年初，事实上他对迅速胜利的前景已经变得极为乐观。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他批评林彪对革命高潮的到来过于悲观，并且声言，尽管他自己在1929年4月确定的一年时间内占领整个江西的计划是“机械的”，然而这样的胜利已经不远了。［１４］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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