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及他们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实际上在1925年底已经形成。他在《政治周报》开头五期上以“子任”的笔名发表的五篇文章中的一篇，即《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就已勾画出1926年初那篇文章的基本轮廓，但没有说明自耕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哪些是有余钱剩米的，哪些是恰足自给的，以及哪些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 John Fitzgerald在其“Mao in mufti：newly identified works by Mao Zedong”一文中首次提出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9（Jan.1983）pp?郾1—16?郾］。Fitzgerald的论证就很有说服力，1982年9月 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在与我的谈话中又证实了毛泽东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毛泽东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10～12页，全译文see Fitzgerald，pp?郾9—15。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就用“子任”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可选择的笔名，那时他是东山高小的学生。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关于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已说过。对梁启超的尊称是梁任公，“子任”的意思是“任公的儿子”。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176页。

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同1925年10月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宗旨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他在1926年3月发表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相同的用语，对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尤其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作了更为深刻的揭露。在这里，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上、中、下三等这种明显非正统的划分方法，由于把上等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归入顽固的反革命阵营，把下等人（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划入革命阵营而自成系统。毛泽东开始考虑，“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在随“西山会议派”出现而展开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将如何发生分化，并被迫作出其选择。毛泽东在1926年初的几篇文章以及此后一贯的说法都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四万万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拥护革命的，反动分子只有一百万，相当于上流阶层，还有四百万可敌可友的人在中间摇摆。［５３］

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初强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重要性和农村的普遍贫困（农民因此同情革命），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特性。［５４］尽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概念是在1951年补进那篇文章中去的，但是在1926年初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到了1926年9月间，毛泽东被农村中爆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所左右，以至于很轻易地明确地改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原理的认识。［５５］

毛泽东这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开头就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声明本身毫无异乎寻常之处，因为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甚至于完全是城市出生的人也注意到农村革命活动高涨的形势，以至于共产党以及（或者）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都不自觉地把屈从于农民运动的言论变成了一腔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从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的，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来的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因此，就像海丰县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动员农民起来破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基础，才能彻底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他还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５６］

毛泽东不但指出不可轻视旧社会农村的反动力量，指出在推翻反动势力统治过程中农民革命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接着驳斥了强调城市革命也同等重要的观点。他说：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以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５７］

这里尽管在字面上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整个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明旧社会反动政权的真正核心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推翻反动政权的力量也是在农村。对于这一点毫不掩饰的说明，是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其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 （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５８］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个“目前”要持续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在为自己的有限的利益而斗争。可以说，他们是受“工会意识”激励的。相比之下，农民由于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所以他们不摧毁整个旧社会的大厦，就不能得到彻底解放。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并在自觉地开展广泛的政治、经济斗争。

这以后，毛泽东再没有像这样非常明确地把农民看作是有觉悟的革命先锋，并用他们来取代工人阶级。他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贫农在乡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领导作用，但没有贬低城市和城市平民阶层的重要性，以同样生动的言词给予肯定，尽管这个报告的某些话会使人联想到他并没有放弃1926年9月的观点。至今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５９］，这句著名的话可以解释为同农民的力量有关，而不是说领导权，也可以解释为不过是描述一种暂时的状况。报告的另一段以简略的形式所作的分析总结，可以说是1926年9月那篇文章的某些观点的发展，其大意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种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６０］

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代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1926年9月毛泽东曾说，如果整个中国社会没有获得解放，那么农民本身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同时，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仍承认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前一种观点看作是不久将来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说明，把后一种观点看作是长远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表述，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尽管这种综合的解释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总之，如果这是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理解，那么他处理农民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在确定社会革命转变形式的过程中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

［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7。

［2］参见颜渊：《存性》，《颜渊书》2卷《四存篇》，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3。

［4］See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3.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30页。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p.157—158。

［7］或如陈志让（Jerome Ch’en）翻译的“磨炼（其）志向”（Mao papers，p.3）。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33页。关于此信的写作背景，see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18—20。

［8］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汇编（《资料选编》，10～11页，北京，1967）里，曾误认此信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的，实际上它是写给黎锦熙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9～23页，这里所引的一段在21页。

［9］参见上书，19～20页。

［10］《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0页。

［11］《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1页。在他看来，中国也对世界做出过贡献。毛泽东和他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杨昌济在国外留学时取名为“怀中”（即怀念中国），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关于这一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载《时代的报告》，1983（12）；《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178页）重新刊出此文。

［12］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3页。

［1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translated in 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p.52；以及戴伊（Day）的著作第27页。

［14］李锐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上引用了这一段话。《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19～47页收入了毛泽东读泡尔生著作的批注全文。

［15］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1、40～41页。

［16］本段内容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8～34、37～39、42、45～46页。李锐的书中引用了其中大多数段落。

［17］我在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全译本，并附有分析。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followed by S.Schram，“From the‘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o the‘Great alliance’”，CQ 49（Jan.-March 1972），pp.76—105.See also M.Heri Day，Máｏ Ｚ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郾85—100?郾《毛泽东集》第1卷57～69页上的中文版本也可利用。

［18］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213页。

［19］See 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CQ 49（Jan.-March 1972），pp.77—78.

［20］《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4页。

［21］CQ 49.87.

［22］CQ 49.84.

［23］《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29页。

［24］日期疑有误。应为1920年10月5、6日，载长沙《大公报》第七版。——编者注

［2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42页。

［26］参见《新民学会资料》，6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7］同上书，76页。

［28］同上书，65页。

［29］《新民学会资料》，75页。

［30］《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的信）和第121页（1920年11月 25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后者收入了《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75～277页。

［31］关于这一题目，毛泽东写了九篇文章。李锐的书对此作了简要的介绍。摘录的部分在PTMT 334～337页上有译文。1919年11月16—28日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九篇文章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43～172页。

［32］《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载1919年11月25日长沙《大公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62页。

［33］参见上书，276页。

［34］《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327～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5］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6、15～41页，特别是20～23页。

［36］《新民学会资料》，162页。

［37］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81～84页。1923年3月《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册上发表过这篇宣言。

［38］毛泽东著作东京版增补本的编辑们虽然全力以赴，但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除这篇以外，他们收集到的也只有两三篇短文。此处引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04～105页。

［39］参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0］参见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载《新时代》创刊号，1923-04-15。

［4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07-11。

［42］See Lynda Shaffer，“Mao Ze-dong and October 1922 Changsha construction workers’Strike”，Modern China，4.4（Oct.1978），p.380，pp.416—471.The same argument is repeated in L.Shaffer，Mao and 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pp.1—2，222—223.

［43］Chung-kuo kuo-min-tang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ui-i-lu（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Washington 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71，p.47.

［44］See M.Hen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232；《毛泽东集》，第1卷，151页。

［45］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汪澍白和张慎恒文章引的文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59～60页。

［46］See 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esp，pp.55—56 and 80—89.

［47］毛泽东：《告中国的农民》，载《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后收入《一大前后》，207～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李锐的书第455页指出了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做过讲演的事实。《资料选编》第24页把毛泽东作为作者是错误的。

［48］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见《毛泽东集》，第1卷，153～173页；extracts are translated in PTMT，pp.241—246。

［49］本段引文见《一大前后》，212～214页。

［5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62页。

［51］在我的文章“Mao Ze 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7”中，我曾比较过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see 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u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pp?郾227—239。

［52］As Philip Huang has done in his article“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 1925—1928”，Morden China，1-3（July 1975），pp.279—280.

［53］关于子任的文章与毛泽东10月1日的讲话一致的论证，see Fitzgerald，5 and 9。该书第4页的表中明确列出了这篇文章和1926年3月文章中说明三类人时所使用的相同的数字。Fitzgerald，pp.14—15。PTMT，pp.213—214上有强调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支持革命的相应两段话的译文。

［54］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70页；PTMT，p.247。

［55］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原载于《农民运动》第8册，1926年9月1日。至于更详细的讨论以及引文的译文，see S.Schram，“Mao Ze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毛泽东集》第1卷，175～179页。

［56］此段引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176页。

［57］《毛泽东集》，第1卷，176～177页。

［58］同上书，178页。

［59］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211～212页；S.Schram，PTMT，p.252。

［6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