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艺术世界与政论世界
人的自由或人的没有自由--这个问题是高尔基整个创作的核心主题。在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中，高尔基以浪漫主义情调讴歌了摆脱外部社会束缚的完全自由的个性，但即使是当时，这一主题也已蕴含对个人的这种自由价值的怀疑。在俄罗斯20世纪的悲剧性环境中，人不可能获得个性的自由，这是读者阅读高尔基最后一部作品《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得出的结论。
自由问题是个哲学问题。每一个时代，包括每一个文学时代，都根据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观念，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阐释。
新现实主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现实主义文学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诸形式相并列，出现了原则上不同于传统的各种新形式。新形式之新，首先表现在对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一个根本问题--性格与环境的相互作用问题--的解说上。
新型现实主义的兴起是与高尔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新现实主义形成了新的个性观：个人不仅能够对其周围的生活作出反应，而且能够在社会舞台上而非私人领域里创造与实现自我。同时，新现实主义认为，历史时代就是能够影响个性的典型环境，而人，亦即新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人公，便是历史的创造者。
高尔基叙事作品中的人与历史
对这两个因素的研究，可以揭示包括史诗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在内的高尔基创作的一系列问题。这部史诗描绘的内容，实际是个性与历史的冲突。人是否能够、是否有权利在与历史剧变的冲突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在决定自己命运时是否应有他自己的意志？或者他只不过是随历史风云摆布的小砂粒？历史的作用是否有益，还是说这作用等于对人施加的强制，对人具有毁灭性？
个人同历史时间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是革命时期的产物。从根本上变革存在，这一点使每个人都直接与历史发生了关系(历史真的就在所有人的眼前发生)，也要求个人对所发生的事件作出积极的反应。历史时间与个人时间，原则上变得相互可比，这一点在高尔基的作品中得到了最鲜明的表现。
作者指出，个人与历史时间的相互关系可能有两种类型：个人与历史时间相沟通或相疏离。高尔基创作中的这两极，仿佛构成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张力场。一方面，生活在他的作品中是从正面即创造性意识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比如自传三部曲中的阿廖沙·彼什科夫，短篇小说集《罗斯漫游》里的叙述人)。另一方面，作者也把消极的意识当成决定现实的因素加以研究(比如，《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如果说高尔基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克服疏离，与时间同步，那么在最后一部作品中，主人公疏远了时间，与时间敌对。作家在自己的创作里仿佛创造了两极，制造了两个正负不同的巨大电磁，他的个性观正是在这两者之间形成的，而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小说提出的关于人的看法。
成为高尔基遗著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他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似乎描写了两个对象：一个是历史时间，另一个是力图摆脱历史时间致命影响的否定一切的意识。这样，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就存在着深刻的审美矛盾，即历史时间与主人公个人之间的矛盾。
的确，读这部小说，读者面前展现出40年的俄国历史，包括了好几个时期，两次革命，"霍登惨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月九日事件……事件按时序描述，且不做历史的回顾，这就使作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传达历史的客观进程，表现出这一进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人希望放慢它的步伐，希望置身于它的洪流之外。历史时间的客观性同克里姆·萨姆金对它的主观接受之间的矛盾，决定了这一长篇小说的主要冲突，即主人公与他所处时代的冲突。
在高尔基的艺术世界里，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普遍的、必不可少的。根据当代研究者С.鲍恰洛夫的观点，高尔基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受到整个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影响的范围远远超过环境。在与历史进行这种'约会'时，个人首先不是阶级的一部分，而是同主导的历史规律直接联系的个性。历史不再允许人仅仅囿于环境的范围，那样就会削弱人的主观责任；历史有力地将人从环境的框框里拉出来，迫使他同自己直接发生个人的联系。"
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改变了人与时间的传统的比例关系。任何人，包括萨姆金，都感到在环境的狭窄框子里非常拥挤，他跟随自己的时代一个接一个地走出这个框子，不管喜不喜欢这么做。由此，主人公意识中便产生了无法解决的内在冲突，一方面他想逃避同现实的直接接触，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一股莫名的力量，要把主人公引入自己的轨道："各种事件宛若解冻时的冰块，一个压着一个，不仅需要解释，而且迫使萨姆金身体力行地参与这种种事件的进程。"
身体力行地参与，突出说明这一力量是现实而强大的，它不顾萨姆金的意愿，强迫他跟自己发生联系。这力量时常是一种非理性的东西，几乎是控制着萨姆金的命运："在他的整个一生中，由于可恶而离奇的现实向他渗透，妨碍了他找回自我，迫使他思考这现实，而不许他摆脱现实的强制而凌驾于现实之上。"萨姆金轻易就能理解他产生内心冲突的原因，并能对此作出非常精确的描述。他评论说："谁认为现实使人失去个性，认为现实强迫个人，谁就拥有真理。在我与现实的关系中……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东西。关系的前提是相互作用，但我如何能够……更准确地说：我是不是想影响周围？我只需要保护自我，反抗周围对我的限制和有害的影响？"
自传三部曲的主人公阿廖沙·彼什科夫与萨姆金恰相对立；他满怀喜悦地对时间敞开心怀，接纳时间。他同萨姆金一样，被作者置于叙事的中心，而展现在叙事中的现实，是主人公经过了主观心理体验的东西，因为这是惟一的一个展现自己内心的主人公。萨姆金与彼什科夫都占据了小说结构的中心位置，但这并不说明他们之于作者的价值是等同的，相同的是作者对每一位主人公提出的要求。这里的关键在于：高尔基毫不例外地让每一个主人公都与现实发生联系，不许主人公"像鸡雏在蛋壳里那样，只一个劲儿可怜地琢磨着自个儿"(马特维·科热米亚金就是这样思考生活的)。这是对人的信赖，但这也意味着对世界中发生的一切负担着巨大的历史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性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之间的联系。
脱离历史时间的人与不脱离历史时间的人，这就是高尔基创造的两极，两个正负相反的巨大电磁。一极是反面主人公，即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自己所处的时代，因而迷失在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十字路口的人们，他们是克里姆·萨姆金、马特维·科热米亚金、阿尔塔莫诺夫家的最后一代。另一极则是主人公，他们能够在精神上迅速成长，能够积极地与自己的时代相互作用。这就是巴维尔·符拉索夫、佩拉盖娅·尼洛芙娜(《母亲》)以及自传三部曲中的阿廖沙·彼什科夫。高尔基为文学提供的个性观，它的道德伦理内涵以及哲学内涵，就是在这两极之间不断地得到充实的。
高尔基给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空间确定了极为宽广的坐标。即使是在高尔基之后的时代，长篇小说体裁的发展，也是在这坐标之内得以继续的，尽管时常发生同高尔基的激烈争论。
要想理解高尔基给人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应该提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萨姆金究竟不好在哪里？为什么高尔基将他塑造成反面主人公？其实，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在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作品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就不难明白，这些作家没有任何理由指责萨姆金。这个人不会越出良心的准则，有着充分的精神生活。对他而言，内心生活比外在生活更实在、更有意义；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体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人。那么，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最珍爱自己的内在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个性，却只引起作者的反感甚至轻蔑呢？为什么他在19世纪艺术家眼中有权成为正面的、可爱的角色，而在我们的20世纪却变成了反面主人公呢？
原因就在于作者把个人的命运置于历史时代的背景中，并坚持这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就改变了19世纪长篇小说传统所提供的整个价值体系。最重要、最宝贵的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个性，不再是普希金所坚持的享有内心生活与内心自由的权利，而是社会生活；个人的价值直接取决于他参与生活的程度。
高尔基把个性与历史的相互联系理解为一种注定必在的联系，并把这种联系看成是一个基础，它能够使善于同主导的历史规律相契合的人提高自己的价值。个人没有能力取得这种联系，或者不愿意发生这种联系，这在高尔基看来是一种消极的因素，这样的主人公不值得同情或尊敬。
高尔基叙事作品的这种主题，决定了表现这一主题的新的艺术形式。其中之一就是在每一部叙事作品中将两个描绘对象结合起来：客观现实与感受这一现实的核心人物的意识。充当这个核心人物的，有时是叙述者(早期的浪漫主义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罗斯漫游》)，有时是主要的主人公(《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自传三部曲)。正是这两个描绘对象的彼此作用，形成了现实与接受现实之间的冲突，最终也就决定了作品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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