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之交的科学环境与文化
新世纪初期是自然科学(首先是物理与数学领域)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我们试举一些最重要的发现：无线通讯的发明，X光的发现，电子质的确定，辐射现象的研究，以及在世界观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量子理论(1900)、狭义相对论(1905)和广义相对论(1916-1917)的创立。新的发现极大地动摇了过去对世界结构的看法。而且，以前被认为是首要公理的世界可知性的观念，如今也遭到了怀疑。"物质消失了"这一说法，正表明古典自然科学已危机重重。
以前的各种科学见解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的传统中形成的，它们建立在确定无疑的规律这种观念之上，建立在自然现象可预知性这一基本原则之上。自然过程的可重复性和可预见性，都被看做整个因果关系的类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实证主义的思维原则，它统治了19世纪整个世界的科学领地。
实证主义的思维原则也扩及到了社会领域：人的生活被理解为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由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所支配。虽然对人的生活的解释，并非一切全都能令人满意，但人们相信，科学有朝一日将会无所不知，将会使整个世界臣服于人类的理性。
科学新发现则根本不同于世界在结构上已经穷尽的观念。过去在人看来是稳定的东西，变成了变幻不定的、永远运动着的东西。人们已经明白，任何解释都不是万能的，它需要不断地充实。这样的认识是理论物理学创建的补充原则对世界观产生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更加彻底地修正了以往的世界观念。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种衡量系统都不是绝对的，它应用的领域总受到个别情况的局限。各种过程的中心与边缘都是相对的，它们互易其位。由此，相对运动着的物质成了物理学和机械学考察的对象。
随着对物质世界认识的深化，理解历史的原则也得到了重新审视。从前那种不可动摇的历史发展模式建立在因果直线相承的观念之上，这时则把任何的历史学逻辑都理解为一种相对的和近似的东西。因与果不再被视为经验性的实在物，而是符号性的现象，也就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意识现象。
19世纪的历史学把人类在时间中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合理的但同时又是无意识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人来实现，却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这样看待历史，人就成了历史洪流中的沙粒；社会制度、宗教运动、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等等的历史，被看得重于人的历史，而这样一来，人的作用只是建筑材料而已了。
旧历史观的危机，首先表现在失去了普遍适用的标准，失去了某种世界观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兼语文学家尼采的"上帝已死"这句名言，便是对这一危机颇为概括的说明。"物质消失了"(自然科学的提法)和"上帝已死"(伦理-历史的提法)这两句含义相似的话语，记录了牢固的世界观基础的消解，标志着相对主义时代的来临，反映出对世界统一秩序的信念危机。
尽管不同的思想家们对这一危机有着不同的认识，为克服这一危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但就总体而言，危机促进了俄罗斯哲学思想界的积极探索；俄罗斯哲学思想正是在这个时期经历了真正的繁荣。В.索洛维约夫、Л.舍斯托夫、Н.别尔嘉耶夫、С.布尔加科夫、В.罗扎诺夫以及其他一些大哲学家们，对俄罗斯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中一些人甚至积极地参与了文学创作。在当时的俄罗斯哲学中，尤其重要的是对认识论和伦理问题的思考：许多思想家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个性的精神世界上，并用一些与文学颇为接近的范畴来诠释生活，如生活与命运、良心与爱、洞察与迷途。他们共同努力，把人从无所不包的命定论的假象中解救出来，帮助他去理解实践经验与精神经验的多样性。
也是在世纪之交，艺术的存在条件得以迅速改变。俄罗斯城市居民的增多，国民教育取得的成就，最后是服务于艺术的技巧手法的更新，所有这一切导致了观众群和读者群的快速扩大。1885年，莫斯科成立了С.И.马蒙托夫私人歌剧院；自1895年起，新的艺术形式--电影迅速发展起来；19世纪90年代，特列季亚科夫画廊与莫斯科艺术剧院向广大的普通民众开放。俄罗斯文化生活的这些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都说明一个主要的问题，即艺术参与者的人数在迅猛增长，文化生活的众多事件不断激起社会反响。新剧院在涌现，艺术展比以往更加频繁，新的出版社接连成立。艺术获得了影响国民精神生活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文化生活的大众化过程中，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在俄罗斯，同高雅艺术平行发展的还有所谓的大众文化；后者反映人际关系，带有原始的简单化特性。伴随"艺术市场"，还出现了艺术的商业化，媒体关注的与其说是艺术家的创作，不如说是他的私生活；一部分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热衷于自我推销，甚至于引发沸沸扬扬的丑闻；一些新的艺术和文学团体，为了博得大众的青睐而相互角逐。与大众文化相对立的是精品艺术，它从一开始就限定在少数鉴赏者的圈子内。因此，艺术与文学都分成了相互冲突的两极，体现为性质各异的不同流派和创作团体。
世纪初的艺术还具有另一个突出特征，那就是加强了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更积极地利用了国内外的艺术经验。到了19世纪末，俄罗斯文化自然而然地被融入了世界文化的语境：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柴科夫斯基成了毫无异议的国际性权威。到20世纪初，每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譬如法国文化现象，很快便会成为俄罗斯的文化财富。相反亦然，比如在С.佳吉列夫的努力下，俄罗斯芭蕾舞立即在欧洲赢得了崇高声誉。俄罗斯与欧洲文化之间能如此广泛地交流，作家们积极的翻译活动和俄国企业家们对文化事业的资助，起了推动作用。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最早是以英文出版的(他的其他许多作品都同时用俄语和德语出版)。同样众所周知的一个现象是，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最初以俄译文刊行于世，只是后来才有母语的版本。这一切促使俄罗斯艺术界很自由地去借鉴各个时期的世界艺术经验，为创造比以往更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准备了前提条件(在普希金时代也有俄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作用的类似事实)。
世纪之交的审美多元化，还表现在艺术流派与思潮状况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比较平稳，如古典主义文学让位于感伤主义文学，而后者也照样被浪漫主义文学所替代；在文学史的每个阶段上，总有某一个流派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已成为过去。现在是各种审美体系同时共存。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是两股最强大的文学思潮，它们平行发展，而且照例是在相互的斗争之中。不过从风格上讲，现实主义并非是单一的，而是由若干个"现实主义"构成的复合物(它的每个变体都需要文学史家另加界定)。现代主义的特点，则是内部极不稳定：五花八门的流派和创作团体变动不居，时生时灭，时合时分。世纪初的一位著名批评家曾指出："文学分流成涓涓小溪。"
新的形势为最出人意料的组合与互动创造了条件：出现了风格折衷的作品，组建了为时短暂的各种协会，它们试图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把现实主义同现代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对20世纪初的艺术而言，以"流派与思潮"为基础来分门别类各种现象，原本就带有假定性、相对性。例如В.谢洛夫、高尔基、М.弗鲁别利、А.勃洛克、И.斯特拉文斯基和М.库兹明等人的艺术，不可能被无条件地断定为某种"主义"。就某个具体作家的个人风格而言，这种情形在Л.安德列耶夫悲伤之情自然流露的一席话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我是何许人也？对出身高贵的颓废派来说，是个可鄙的现实主义者；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派而言，是个甚可怀疑的象征主义者。"
各类艺术相互之间的积极影响艺术在不同门类的独特的扩散，是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期文化的一大特征。舞台艺术就其本质而言，是最具综合性的一门艺术，它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巨大的繁荣。创作者多才多艺的现象时有发生，如М.库兹明把作诗与作曲结合了起来，М.丘尔利奥尼斯则把音乐融于绘画之中，未来主义诗人Д.布尔留克、Е.古罗、В.马雅可夫斯基都曾从事过造型艺术。在这一时期，人们甚至从相邻的艺术领域借用体裁名称，А.斯克里亚宾把自己的一些交响乐作品称为"史诗"，А.别雷则相反，将自己的文学巨制从体裁上定名为"交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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