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的军事体制极为复杂，因时因地而异。鉴于本项研究的目的，我把目标放在南方和中南各省，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影响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共产党起义最活跃的地区。1930年国民党军事机构改组以前，它的最大单位是军，基本的作战单位是团。除直接受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军约50万人作为全国的机动兵力外，南方每个省份大约有2～3个军，6～9个师、18～27个团的兵力驻守，总共得有6万至9万人。［22］这些部队一般由各省府调遣，驻扎在省城和一些专区所在地。在县城一级没有正规部队驻防，只有保安队、宪警队大约300人～500人。在县级以下的乡，则只有地主和乡绅扶持的地方民团武装。作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共产党人在每个苏区有1 000人至5 000人的红军部队在介于专区和县之间的级别上作战，有50人至200人的赤卫队在介于县乡的级别上作战，还有一些青年小分队分散在小城镇和农村游击活动。*

* 这也是一个大致的分析。例如在1929年底，共产党的主要军队大致如下：毛泽东和朱德的红四军有3 000人；彭德怀和滕代远的红五军有2 000人；贺龙的红三军有3 000人；徐向前的红一军有1 000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的红七军有3 000人；方志敏的红十军有1 000人。每支红军部队都占据2至5个县作为其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另有5至10个县作为其势力范围。每一个中心县通常拥有一支由几十名到几百名业余士兵组成的赤卫队。

驻各省的国民党军队贪图安逸，只愿待在大城市里（而且他们是被部署在那里的），无事则安，对共产党人在下面发动农民、建立苏维埃、打击民团和警察不闻不问。在没有各省军队介入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逐步地消灭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活动范围。然后，他们开始兴趣大增，开始攻打县城。虽然在县保安队面前往往吃败仗，但他们却不受什么太大损失，退回乡村就是；而一旦他们夺取县城，赶走了保安队，这种胜利可就具有重大意义，并产生重大影响。

如果一两个县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国民党各省政府便开始坐卧不安起来。他们纷纷调兵遣将，开始对“造反者”发动围剿。如果暴动发生在各省边界地区，那么围剿作战就由有关各省联合发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不论哪一支红军部队都很难打败国民党的一个军或歼灭其一个团。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交战受挫后，红军就撤出县城，撤到下面乡间或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开展斗争。国民党的进攻部队在夺回县城逼走红军之后，自然得意洋洋宣布胜利并立即撤兵，结果使共产党人得以恢复他们原来的根据地，或是在日后创建新的根据地。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为共产党人发展势力制造了良机。一旦国民党中央军与其他军事集团之间爆发战争，驻守各省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就会被调往前线作战，留下的少数兵力将会集中驻防省城，而在区县两地则显空虚。在这种情况下，红军自然不会忘记乘机抢占新的地盘并补充新的兵源。

以上的描述可以说是红军和苏维埃活动的一般动态和轨迹。对国共两党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的对抗所进行的总体考察表明，国民党政府在共产党人举行暴动的南方和中南各省的军事控制是相对稳固的。当共产党的势力构成严重威胁时，各省的军队便开始进行讨伐。在历次战斗中，国民党军胜多败少；在整个围剿战役中，他们也几乎全部胜利。尽管如此，他们却很少能够根除共产党在某一特定区域的力量和影响。共产党人依靠他们与农民大众的密切联系、令人神往的农业纲领、高尚的精神风范和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力量，并呈现出更加强大的发展势头。

红军部队一般采用游击战的战术，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的客观环境，而不单纯是某个领导人的创造发明。强敌进攻时，弱小的红军就做必要的后退，到农村去和敌人周旋；红军兵力弱小，但熟悉地理环境，自然要神出鬼没，声东击西，以便寻机作战。敌军撤退时，他们又化零为整，乘胜追歼。这套打游击的战略战术不仅为毛泽东在井冈山所运用，其他根据地的红军队伍在早期也都或多或少地采用过。*

* 朱德和毛泽东的部队提出了“十六字诀”，而彭德怀和徐向前的部队则分别运用了“石磨战术”和“八句话原则”。当然应当指出，游击战可以根据各红军部队的领导人及其自身状况而具体灵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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