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起义和苏维埃建设
国共联盟的“盖子”一旦被揭开，共产党人在工人、农民和士兵当中所产生的组织上、思想上的影响力也就自然爆发出来，与国民党展开了激烈的对抗。1927年下半年和随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组织发动了十几次武装暴动（主要是在南方各省）。虽然这些暴动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打击之下，绝大多数都趋于失败，也没有任何一次暴动能够立刻引起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些暴动又是成功的，因为它们为中共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即创建由共产党人自己控制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限于篇幅，在此只能简单介绍一些比较著名的、对当时及随后几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武装暴动和苏区建设。
理解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党人的暴动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在这里以它们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把这些暴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前期由党中央直接组织的大规模起义，另一部分是后期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小规模起义。一般说来，这两处暴动的最后结果大致相同，也就是在农村形成了军事割据的局面。但是，若以动机与结果是否一致为标准来评判某一政治行动的成败，那么第一种类型的起义无疑是失败了，因为这些起义的目标都是为了造成全国的革命形势，结果是没有任何一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另一方面，第二种类型的起义却可以说是一种不大不小的成功，因为这类起义的发动仅仅是为了在地方上造成革命声势和创建政权，而其中有些也确实这样做到了。换句话说，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共产党人的暴动”转变成为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是不过分的。
南昌起义是共产党人发动的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爆发于1927年8月，参加者有三个军，总兵力达2万人。在1927年10月向汕头转移的途中———汕头是东南沿海的一个港口，共产党人向这里转移是考虑到便于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后进行他们自己的北伐———起义部队受到粤桂联军的毁灭性打击，与党中央有密切关系的大多数起义领导人离开了部队，去了香港和上海。在幸存者中，有2 000人在朱德率领下向西撤退。他们在广东韶关被迫投靠了范石生———一支地方武装的首领，也是朱德的同乡好友。几个月后，朱德又率部向湘赣边界转移，并在1928年4月与井冈山毛泽东的部队会师。*
* 关于南昌起义，有必要说明几点：第一，起义受双重领导———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为首的总指挥部，中共暴动史可能只有这一次，是两个领导机关并列发挥作用。第二，一般认为贺龙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遭到逮捕，而由于他与国民党军队有老关系才获得释放。事实上，贺龙的获释主要是因为他的部队即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加入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朱德所召集的幸存者们不是他本人的部队，而是周士第的第一军25师。周士第（以及其他许多共产党老党员）离开了自己的部队，逃到了香港，其部队留给了朱德指挥。见“中央通告第三号”1927年11月，载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卷，546页。另见Martin Wilbour，“The Ashes of De-feat”，in China Quar－terly，No.18，1964，p.38；James Harrison，p.123，et esq.
朱德、毛泽东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创建了一支红军和一块军事基地，后来的江西苏区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就毛泽东这一方面来看，他把1927年10月秋收起义中保留下来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在与朱德会师以前，他之所以能在井冈山把自己的部队保存下来，主要应归功于与当地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农民武装实行了联合。如此说来，与地方武装联合既帮助了朱德又帮助了毛泽东，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不过，为他们日后迅速崛起提供强大动力的则是随后开展的苏维埃建设活动。
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另一支部队不足1 000人，在师长董朗的率领下于1927年10月初进入广东东江一带。这支强大援军的到来使当地的农民革命军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在林道文的指挥下发动了第三次暴动，并很快于10月下旬夺取了两座县城：海丰和陆丰。随后不久，中共中央任命彭湃为中共东江地区特委书记，宣布成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
随着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另一支部队的到来，东江苏维埃已成为这一运动中最为宝贵、最有前途的一项成就。在其鼎盛时期，这块根据地拥有两个师的武装力量，控制着四个县的广大地区。一方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不利———位于东海岸，结果证明不但不易获得苏联的援助，反而更容易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的领导不力———彭湃是一位老党员，有着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但他对军事却不甚精通，结果东江苏维埃于1928年2月被摧毁。彭湃去了上海，特委书记一职由林道文接任，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军队在古大存的指挥下在山区打游击。尽管林、古等人英勇奋战，只是东江苏维埃已永远失去了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生机与活力。［8］
就在党中央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东江苏维埃的失败而对军事行动失去信心的时候，在党的地方干部中却产生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浓厚兴趣。从1927年底开始又爆发了新一轮赤色暴动，这些暴动虽然目标不够远大，却更加切合实际条件。它们是由各地的共产党人发动的，虽然也是响应党中央的一般号召，却不属于党中央直接领导。方志敏在赣西北发动的起义是最早的地方暴动之一。与某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方志敏在出任“五县县委”书记、负责在家乡弋阳县发动农民起义之前并未在党内担任过显赫的职务。起义于1927年底爆发，先是热火朝天地积极出击，1928年初遇到一些挫折，随后就走上地方割据和游击斗争的正轨。这次农民暴动创建了一个地方苏维埃政府，由方志敏担任领导，还创建了一个团的工农革命武装，由邵式萍任团长。从1928年年中到1930年初，赣西北苏区在中共江西省委的密切监督和指导下（很少受到党中央的干预）发展虽然缓慢，却一直在稳步扩大。［9］同中央苏区的隔离与国民党的攻击似乎是方志敏地位上升缓慢的原因之一，而熟悉家乡的社会地理环境却利于他的继续生存。
由共产党的地方干部所发动的另一次重要起义是湖北东部的黄安、麻城起义。在当地共产党人符向一、潘忠汝和王树声等人的领导下，参加暴动的农民于1927年底占领了这两个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一个农民革命军。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幸存者不足100人，逃避到大别山区坚持斗争，直到1928年5月才又公开活动，并与另一支农民武装一起在光山重建苏维埃根据地。一年后，队伍不断壮大，已足以挂上红一军的头衔，这时才引起了党中央的注意。徐向前被中央派来以军长身份领导这支部队。在豫南、皖西两省毗邻地区，也爆发了两次农民暴动，分别是1929年5月的商南暴动和1930年1月的六安、霍山暴动。两次起义各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都归属徐向前的红一军。这样在1928—1930年的两年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或称鄂豫皖苏区）就脱颖而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战略基地。［10］而鄂豫皖苏区的发展潜力甚大，从防御的观点来看，这一地区位于华北和华南之间，能够减轻南方国民党中央军和北方军阀的军事压力；而从进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向北部和东部广大乡村地区寻求自然发展，也可以沿京汉铁路和长江流域而向南、向西发动对中心城市的突然攻击。
1928年1月，贺龙和周逸群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湘鄂边界地区，去发展那里的农民暴动。他们抵达湖北西部的监利，并把分散在乡间的地方武装召集起来，只是没能占领该县县城。他们率部向湘西进军，因为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北伐战争前，他曾作为一名军官在这里驻守过几年。在他的部下和老相识的帮助下，他的部队扩充到3 000人，并于1928年3月占领了桑植县城。但在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和保安部队的进攻下，这支拼凑起来的共产党军队连输了两仗。周逸群只身一人返回湖北，贺龙则率领残余部队向西撤退，在湘鄂两省边界地区坚持斗争近两年。1929年5月，湘鄂边根据地已拥有两个县的全部和其他县的一部分地区。贺龙的部队被命名为红三军。与此同时，周逸群也在湖北开辟了洪湖根据地，并创建了红六军。［11］直到1930年年中，这一广大地区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苏维埃区域，仅次于毛泽东的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的建立应首先归功于贺龙在这一地区的私人影响和私人关系。但是，作为刚刚改信共产主义的一名前国民党军官，贺龙似乎一方面过分习惯于旧的军事准则而忽视党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却又过于注重遵守党中央的指示而缺乏足够的独创精神。这种情况可能是造成这一根据地区域缺乏像其他一些苏区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种原因。
彭德怀和滕代远于1928年7月发动的平江起义使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策动兵变的旧策略获得了新生机。彭德怀是国民党地方军的一个团长，在共产党员滕代远的鼓动下，他率领全团3 000余人在湖南平江宣布起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在同政府军进行的长达3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彭的部队减员至不足2 000人。11月，彭德怀和滕代远决定转移其主力部队，去与井冈山的朱毛部队联合。留下来的部队由黄公略指挥，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后来建立了湘鄂赣苏区。［12］
再向南方，又有两次起义发生，即由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和李明瑞领导发动的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百色起义开辟了右江根据地，并于1929年底成立了红七军。龙州起义则建立了左江根据地，并在1930年初成立了红八军。两次起义后，这两大红军部队多达8 000人，并控制了十几个县的广大地区。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完全处于孤立状态，与其他共产党的势力缺乏必要的联系，因而受到国民党的四面围攻；又因为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特派员，对起义全权负责，所以更愿意把部队带到北方，与共产党的大部队会合，而不想在偏远的南方固守一块孤零零的根据地，所以左右江根据地自始至终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13］
较为特殊却又不难理解的是，在陕西省也发生了两起中共暴动，一次是1927年11月的清涧起义，另一次是1928年4月的渭南和华县起义。陕西起义构成了中国北方罕见的一大景观，其他北方省份不曾发生。这两次暴动都很快被镇压下去，在1930年以前既没有形成持久的苏维埃根据地，也没能建立正规的红军部队。该省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主要是杜衡、杨国栋、刘志丹、谢子长等陕西本省人。他们凭借着对当地人民与军队的了解和熟悉而在一些边沿农村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活动，但是由于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区域相距甚远，这使得他们不可能迅速发展并立刻有所起色。［14］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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