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 料

在西方文献中，已有大量研究20世纪30年代早期江西苏维埃的著作问世。鉴于这种情况，费正清提出如下结论：“在新的证明材料出现以前，可以说这些研究已经覆盖了这一主题。”［15］然而一般说来，这些研究起码在历史事实准确性方面都存在着若干缺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依靠下面两种有限的资料：一是由国民党军队在军事围剿过程中所获得的中共文献；二是移居国外的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录。

应当承认，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被消灭。所以，可能落入国民党军队之手的只不过是那些在苏区基层干部和农民中广泛散发的一些书面材料，诸如报纸、杂志、通知以及告示之类。这类文献对于从社会的或思想的角度来研究共产主义运动也许足以够用，但是要对中共领导层内部的决策与权力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这正是以前的大多数研究所注重的），则需要更加具体、更加确实的资料。例如，德里克·沃尔勒对分别于1931年和1934年召开的两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做过精心的研究，但对中央苏区政治局赣南会议与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却根本没有提及。［16］

以回忆录的形式提供的资料更是残缺不全。这类材料都是依靠一些老年人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件所作的回忆，而且受到他们各自政治立场的影响。例如，龚楚在他的回忆录《我与红军》一书中声称，在1934年5月至7月，他曾担任红军司令部总参谋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对1934年4月至5月广昌之战前后军事形势的叙述也许是可靠的。然而事实上，龚在红军中从未担任过这么高的职务，他的虚假声明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不论作何种解释，都不能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17］

至于长征时期，相关的文献资料更加贫乏，只是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因为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没有定期刊物———像江西苏维埃时期的《红星》、《红色中华》和《斗争》———能够出版发行。同样，作为军事远征的一支部队，长征者们比以往更加警惕并能够有效地销毁他们的文件，因此落到国民党手里的材料并不多。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对这些根本不关心因而也就未能完好地保存这些文件。他们并没有认为将来会用得着这些历史资料，所以他们把许多材料当成了废纸，没有妥善加以保存。

另一方面，在中国国内出版了大量讲述长征故事的革命回忆录，比如在故事丛书《红旗飘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登载的那些回忆性文章。绝大多数这方面的文章（若不能说是全部的话）是以长征时期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红军士兵的名义发表的，而且都是为着同一种目的，即歌颂“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这些材料一般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对于某些新闻作家来说也许会很有用，而对历史研究来说，它们至少是引导作用和误导作用兼而有之。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长征期间召开的方面军一级或更高级别的党和军队的十几次会议中，只有第一、第二次为西方历史学家所知晓，而这些作者所能向读者提供的，只不过是模糊地描述一下遵义会议（并且漏洞百出），随便地提及一下毛儿盖会议（实际上是在另一个地方召开的会议，而对真正的毛儿盖会议或沙窝会议则全然一无所知）。关于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台掌权一事，John Rue如是写道：

1935年1月初，他们抵达贵州省北部的小城遵义。在那里，毛泽东在反对现行路线的军事首领们的支持下，坚持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召开了，毛泽东代替周恩来被选为军委主席。周本人虽勉强留在军委，但已没有太大的地位和权力。叶剑英和保安局长邓发也被迫退出军委。新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没有再任命负责保卫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接替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朱德继续任总司令，王稼祥出任政治委员。［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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