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 题

不论以前是否明确提出过，在以往描写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史，尤其是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和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都可以发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导致共产党成为中国命运的主宰和毛泽东的党的领袖地位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使得确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运动能够逐步兴起，然后又走向低潮，而与此同时毛泽东却能够先落而后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甚至是互相矛盾的。

虽然查尔莫斯·约翰逊的主要兴趣是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在他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开拓性著作中，也曾试图从一般意义上解释中国共产党胜败得失的原因。约翰逊写道：

……换句话说，从1921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失败了，因为中国人民从整体上来说对共产党所提出的革命主张漠不关心。而在1937年之后，它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发出一种令全体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政治呼吁。尽管持有各种虚伪掩饰，共产党大致满足了人民的民族主义要求，在组织对侵略者的抵抗和结束农村战乱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8］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学者金日平提出了大相径庭的观点。在他所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党人在江西苏区的政治活动的著作中，金日平断言：“江西苏区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创建和实施一种有效的政治体制方面，在发动广大农民参加苏维埃革命与建设方面，都是相当成功的”；而他们“在1934年撤离江西苏区则主要是由于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并不是缺少人民群众的支持”［9］。

在约翰逊的论点中存在着事实和逻辑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从1921年到1937年的整个历史时期对共产党人来说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时期，因为在1921—1926年、1928—1933年和1936—1937年这三个阶段，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几度高涨，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共产党的力量在总体上明显增强了。此外，中国共产党在1937—1949年间获得了稳步发展，但也不能因此就把1946—1949年的解放战争简单地看成是抗日战争的延续，也不是像约翰逊所说的，“共产党因领导抗日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借助于这种群众支持在后来征服了全中国”那样简单———不过，对这个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作详细阐述。［10］最后，在战争时期（比如20世纪30年代），群众支持（这个词本身就含义不甚明确）只不过是一种间接的量性的因素。只有当它转变为一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综合力量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交战双方胜负的因素，因此，与其把它当成一种直接的决定性因素（照此推理，便会得出这样一种更可质疑的看法：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战败的共产党相比，得胜的国民党想必是得到了更多的群众支持），倒不如把它放在中共为夺取政权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争的综合力量上予以权衡。

共产党人在1934年离开江西苏区显然是他们在军事上失利的结果，这方面金日平当然没有错误。令人不解的是，他提出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江西苏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在军事上则相反。这的确也是中共领导人在1935年初所持的观点，但后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军事问题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共产党的群众动员、社会组织、行政管理、思想宣传和瓦解敌军等政策是怎样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军事进程。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应对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这方面金日平没有涉及，我们后面会做进一步说明。

本杰明·史华慈对中共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所做的研究是经典性的，他在研究中曾试图概括毛泽东领导中共走向成功的基本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裂和连年混战所造成的有利发展的形势下，加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共产党组织和红军的存在，有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有足够经济给养的经济力等条件，共产党的自治政权不但能够存在，而且还可以得到发展———毛泽东在1928年写给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所表达的这些思想———被史华慈看成是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战略的主要特征。［11］史华慈认为，虽然后来毛泽东对此有所发挥，但是其基本战略几乎没有改变。他把这一概括与共产党在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总结说：“我认为，这些就是该战略的主要内容。这一战略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相结合，最终导致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成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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