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共中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其激进路线付诸实施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却开始担心李立三可能走得太远了。7月16日李立三自上海致函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正式表态，公开支持他的全部冒险计划。一个星期后，共产国际写了回信。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息是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冒险计划发生分歧的一个信号。［39］在这封指示信中，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是否已出现“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提出质疑，以此想阻止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攻打各大中心城市的战略行动。［40］

共产国际指示到来的时候，恰逢彭德怀的第五军团于7月28日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激奋异常，8月1日和3日，又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共产国际的指示被搁置到一边；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受到公开指责；他甚至还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国革命，以此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1］

共产国际获悉红军攻克长沙这一出人意料的好消息之后，当然也是庆祝了一番，甚至还可能为在7月23日信中坚持的保守立场而有些内心遗憾。几天过后，情况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当李立三的抗议书送到共产国际的时候，长沙又沦入了敌手，共产国际欢庆气氛消失了，对李立三的不满情绪却依然存在。李立三的苛求、长沙的丢失、国际远东局的抱怨、周恩来的报告，一股脑儿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作出决定，需要防止李立三的过火行为。1930年8月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派回国内，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再攻长沙这一战成为对李立三政治命运的最终裁决。从8月24日到9月12日，李立三孤注一掷，要求各地红军主力采取一致行动，再次夺取长沙。红军苦战了几个星期，但最终还是未能打下长沙。拿下长沙没有那么容易，但摘下李立三的乌纱帽却不那么难。9月下旬，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许多中共党史著作都大书特书李立三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失，很少有人去解释此话怎讲。不错，在1930年下半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李立三本人的愿望背道而驰———9月份，他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2月，他又被召去莫斯科受审。但是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李立三掌权时期到底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其次，不管是何种情况，李立三的激进政策对运动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总的方面来看，李立三的领导似乎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具有破坏性———至少从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方面来说是这样的，而当时红军和苏区显然代表着共产党员的真正力量。

在1929年6月以前，共产党员的部队只有两三支配得上“军”的称号，其余部队只能称为“师”或“团”。红军的总兵力约有1万到2万，且分散在各地独自活动。正规红军部队既缺少武器装备，又缺乏严格的体制，而地方部队则只能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战术。1930年初，红军发展到7～8个军，所有兵力大约4万～5万人。至1930年6月，又进一步发展到15～20个军，兵力多达6万～8万人。8月初，党中央号召对中心城市发动战略进攻时，红军已发展为10～15个军，总兵力已达8万～10万人之多。［42］

在1930年以前，没有哪一支红军部队能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整旅（2 000人～3 000人）打上一仗，也没有任何一支红军能够攻打并夺取县级以上的大中城市。但在1930年以后，对这两件事，红军都能够做到了。也就是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与战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以前他们只能在没有各省军队的干预下打败地方武装，现在他们已能够在没有国民党中央的干预下打败各省一级的敌军了。

除对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确切地讲，也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爆发）之外，中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那些带有深厚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1930年初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增长，这方面也是与李立三中央的鼓动和指示分不开的。比如所有新近成立或扩编的红军军级单位，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其军长和军政委都是中央任命的。

在李立三领导中共中央期间，红军在总体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同样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的红五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比毛泽东的红四军更为积极。彭德怀的部队从1929年6月的1 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 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 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 000人，最后他的部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 000人。红五军一度攻克长沙，虽然不久又被迫放弃，却补充了大量兵员。同一时期内，毛泽东的部队也有所增长，但不够快，从1929年6月的3 000人，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 000人。若不是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于彭德怀的红五军），毛泽东的队伍还不会达到这个数量。［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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