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 义

1934年末至1935年初，还在行军途中时，红军的战略性转移尚未被命名为长征。当时共产党人称之为“西征”，因为中央红军撤出江西中央苏区后正在向西部的省份进军。［3］在敌对的国民党军队看来，红军的西进只配称之为“西窜”而已。［4］具有讽刺意味的倒是，“二万里长征”一词最早出现在蒋介石一次讲话当中，用来指他的国军对共产党人的追剿。薛岳是国民党的一员骁将，他曾率领国民党第二路军追击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从江西沿路追击，一直把中央红军追赶到四川。据薛岳讲，当他完成追剿任务后，蒋介石曾发表讲话予以赞扬。蒋说：“通观古今，还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进行过这样一个行军两万多里的长征。今天，我们创下了这个纪录，而创造这个纪录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第二路军的将士们。”就共产党方面来说，只是在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结束其长征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才开始使用长征一词。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5］这些话不仅标志着共产党人开始使用长征一词，而且显然也表明毛泽东把他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看成是长征的结束，尽管当他在1935年底讲这番话时，另外两大主力红军还在为完成他们各自的长征而辛苦挣扎。

要么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尊重，要么是仅仅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长征不久便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有关人员的一种名誉和资历的象征———后来在官方的表述中，长征的持续时间延长到1936年10月，以便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也包括进去。而长征的起始时间则仍然是红一方面军从江西中央苏区出发的日期。因此，在正式的中央出版物中，长征的期限现在被确定为从1934年10月始，到1936年10月止。［6］

然而，这里便有一个逻辑方面的问题。如果说长征不仅是指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且也指其他红军部队的长征，那么红军的长征就不止一个，而是有几个，而长征的起始时间———若把长征看成一个综合历史时期的话———也就必须由此加以更正才对。事实上，早在1932年秋季，由于国民党发动第四次围剿，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的红三军就已撤离各自的根据地，开始远征行动。正如有些历史学家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应作为长征真正开始的时间。［7］

关于长征结束的时间也应该有所争议。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部队在甘肃东部会师，但这未必就意味着长征的结束，因为与此同时，还有2万人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二，占全部红军的将近一半———正在跨越黄河，“西征”新疆。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这支西路军于1937年初在甘肃遭到灭顶之灾。除非是以成功为其先决条件，否则在此之前长征不应被视为已经结束。基于上述理由，在我的这项研究中，长征被定义为一个跨越1932年末以至1937年初、长达4年之久的历史运动。

若抛开具体日期和事件，长征则可以从更加广泛、更加抽象的意义上予以定义。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经历的从华南到华北的一次整体性大转移。长征不仅仅是指某个共产党组织在短期内的某个孤立事件，而是指与共产党的全部主要军事力量有关的、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虽然长征中最精彩的一幕无疑是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从撤离江西到抵达陕北期间所表演的，但是为期更早的其他红军部队从其南方根据地的撤离也应作为必不可少的序幕，而西路军的命运则应看作是这一综合历史事件的尾声。在接下来的几章中，长征一词一般将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即包括从1932年秋季到1937年春季，由几支不同的红军部队所进行的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若干“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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