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本文作者作为中共党史学家，用了五六年时间，基本走完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和其他方面红军的部分长征路，并将所见所闻所思所论记录下来，集成《长征行》出版，以纪念我们党在中华民族史上创造的这一奇迹。

《长征行》 石仲泉/著

    一、悲壮的战略转移

    讲红军长征,首先要讲中央红军的长征。而这要先聚焦到中央苏区上来。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过一下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的基点放在反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为中国革命指出了胜利航向。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下井冈山，经过在闽西、赣南一年多的迂回转战，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发展到近4万人（占全国红军的1／3以上），闽西、赣南连成为一个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央为使其成为指导其他各个根据地军事行动，便将其称为“中央苏区”。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3次“围剿”，中央苏区进一步扩展。有了这个基础，1931年11月7日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那时的“红色中国”，拥有12块根据地，总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比甘肃还大，相当于4个江苏省），人口约3000万。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发展到鼎盛时期。1933年8月，中央红军有13万人；中央苏区辖有四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含赣、闽两省的60个行政县，其总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比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还要大，相当于两个半海南岛；人口450多万，是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

    既然如此，中央红军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呢？

    这是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领导造成的恶果。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统治达时间较长，比前两次“左”倾错误的危害严重。白区党的组织几乎完全遭到破坏，苏区绝大部分都丢了。王明在上海待不住，去了莫斯科。临行前，1931年9月成立由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就到了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继续推行“左”倾的政治和军事路线。国民党反动集团不甘心连续4次对红军“围剿”的失败，从1933年9月始，又调集50万重兵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不仅将毛泽东排斥出党政军领导岗位，还抛弃前4次反“围剿”战争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下取得胜利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完全听凭所谓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博古、李德指令中央红军同数倍于己的强敌“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打“正规战”，结果历经一年的消耗，中央红军遭受重创，北大门广昌丢掉了，南大门会昌的筠门岭丢掉了，东线长汀和西线兴国都守不住，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最后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放弃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首先要请示共产国际。早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遭到重大损失时，临时中央已经有了这个想法。6月，经共产国际批准后，临时中央开始在极小范围内做战略性的准备和技术性的准备。对于战略性的准备，中央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二是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前者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后者带有探路性质。但是，对于转移的具体方向和路线，中央一直未作认真思考，当时的主要精力在忙于应付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四面八方的合围进攻。到9月，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已完全无望，又获悉国民党军准备加紧进攻“红都”瑞金的部署，负责战略转移行动的中央最高“三人团”才决定由中革军委制定战略转移的具体路线。

    这时，通过与蒋介石有深刻矛盾的粤军首领陈济棠的秘密谈判，达成借道转移的协议后，中央最后有了一个战略转移的方案，转移路线选择在西南方向突破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走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巩固的根据地；最终目标是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个决定，各路红军在10月上旬陆续集结在便于通过赣粤边界进入湘南方向的于都地区。

    根据中央“三人团”要求，准备转移的红军统一编队。军委机关编为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由叶剑英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该纵队行动。中央各机关（包括党、政、工、团和卫生、后勤部队，以及担架队等）为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由李维汉、邓发任正、副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随该纵队行动。陈云、刘少奇、凯丰，分别担任第五、第八、第九军团中央代表，随各军团行动。红军5个军团的情况是：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辖3个师；第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杨尚昆任政委，辖3个师；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刘伯承任参谋长，辖2个师；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张云逸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辖2个师；第九军团由罗炳辉任军团长，辖2个师。

    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军各军团撤离战场，集结于都转移。中央两个野战纵队于10月10日傍晚从瑞金的中革军委所在地出发，13日，抵达于都。红军各军团也于10月上、中旬先后到达指定地区集结，做突围前的最后准备。

    从1934年10月16日晚始，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艰难征程。各军团行军任务是：一军团1.99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路前锋。三军团1.78万余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路前锋。五军团1.21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总后卫，在西进征途中殿后。八军团1.09万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右翼拱卫，随三军团路线往西前进。九军团1.15万多人，担任突围转移的左翼拱卫，随一军团跟进。九军团是唯一没有经过于都集结出发的红军队伍。中央两个野战纵队分别于17日晚和18日晚，在于都县城东门浮桥等渡口过于都河。离开中央苏区参加战略转移突围的红军，总计86789人。

    红军离开苏区西行远征是非常感人的一段历史。我在参观于都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时，讲解员介绍的那个告别场面还萦绕我的脑际：深秋星夜大地凉，月圆月缺苍穹暗；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红军远去别苏区，何时再能把家还；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这个场景顿时构成一幅巨画，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别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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