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中分的王安忆神似台湾女作家三毛

风华正茂的王安忆

    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的名字读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她是文坛上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在全国第七届作家代表大会上，新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王安忆，于2006年11月15日返沪时在机场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作代会选择她担任这一职务，是对上海作家的信任，至于她自己，“能做的就是不放弃写作，不放弃手中的笔”。在北京期间，即在她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时，她就说：“坚持写作仍是我的第一生活，因为这是我比较胜任的工作，假如没有写作，我这个人大概没什么可值得注意的。”敏锐的记者很快发现，这番话与五年前她被推举为上海市作协主席时所说“几乎一模一样”。确实，五年过去了，“官位”升级了，荣誉也多了（继2000年获茅盾文学奖后，2005年王安忆又获鲁迅文学奖），王安忆还是王安忆。我想在她看来，主席、副主席之类对她并不重要，对她来说，或用她自己的话说，这不过是“略略开放了我的生活”，只是在文学道路上“和大家相互携手在一起”。这就是王安忆。熟悉王安忆的人都知道，这是王安忆的肺腑之言。

    站在茅盾文学奖领奖台上

    王安忆的《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给她颁奖后她题词：“多年来，文学界一直厚爱于我，深深感谢！王安忆”。

    2000年11月11日，在浙江乌镇——茅盾先生的故乡，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之后，有记者问获奖者王安忆：“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一个作家怎样做才能更深刻呢？”

    王安忆忽闪着眼睛，从容地说：“当代生话千变万化，给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料。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中不少人忽略了自己精神生活。不过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才能和别人不一样。”

    王安忆在90年代先后推出的几个中篇和长篇，几乎无一不引起文坛的关注。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魂魄，而且让人领教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工团》和《我爱比尔》，再次显示了她对以往历史和当下世界的思考；她的《长恨歌》则是她对上海近现代都市史的诠释。世纪末时她出版了《妹头》和《富萍》，把目光和笔锋转向了社会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日渐成熟。”她的创作不断地激发出评论界的探究热情，但其快速的变化革新却总是让习惯于寻求固定风格分门别类的人捉摸不透。王安忆毋庸置疑地是文坛上的一道言说不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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