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一位女神的画像》，河西著，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弗里达·卡洛是一位女神吗？在墨西哥和美国，弗里达受到人们狂热的顶礼膜拜。她究竟是怎样的画家？一个瘸子，一个被公共汽车栏杆捅了个洞的女人？一个躺在床上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和身材魁梧的丈夫里维拉吵架，和男人女人都谈情说爱，却画出了惊世骇俗的作品的女人？
本书是一本弗里达的精神传记，更是解读弗里达绘画的密码——她绘画中的象征，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虽然被刻意打上了一些超现实的幻影。在这些看似光坚陆离的画面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血泪史？作者从镜子、项链、爱情、性别、动植物、政治、疾病、超现实、弗里达身后的荣耀九个角度，深入地剖析弗里达绘画的前因后果，弗里达在画中落泪，痛苦的缘由，以及那些猴子、缎带、植物背景、人物与服饰的隐秘含义。
《两个弗里达》，作于1939年。
诞生
1932年，当弗里达计划着手描绘她生命中的每一个年份，她首先开始画的，用她的话说就是：“我该如何想像我出生的那一刻。”《诞生》所描写的是一种不同导常的分娩，也许她的出生是个错误，正是这一天大的错误让她以后的人生病患重重。其中涉及的3个人像无一例外都是死气沉沉的。一个令人恐惧的硕大的头颅，长着弗里达标志性的一字眉，从母亲的子宫里探出来。出生了一半的婴儿无力地垂落在一片血迹之中——这幅画与弗里达刚刚流产的孩子有关，那次流产使她痛不欲生。母亲的身体从腰部以上都被床单包果着，使得张开的双腿显得更为赤裸。“我的头被盖住了，”弗里达曾经告诉一位朋友，“因为，在画这张画的时候，我的母亲去世了。”
“我的头，”弗里达说，象征着死去的女人，她自己同时也是她的母亲。因此，在《诞生》中，弗里达不仅是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而且是生她自己的人。她的密友，摄影师劳拉·阿尔瓦兹·布拉弗对此评论道：“弗里达是我见过的人中唯一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自己生活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使自己降临人世的人。”多年之后，弗里达在日记中谈到了最近的几幅小型自画像：“生自己的人……为她的一生写下了最精彩的诗篇。”的确，弗里达独特的、无拘无束的艺术想象力肇始于此，流产的伤痛使得她比过去为了生存而抗争时更为依赖艺术。
在死去的母亲被盖住的头部的上方，弗里达画了一幅圣像，为孩子的未来添了一层不祥的气氛：悲伤的圣母玛利亚被两把匕首刺中，泪流满面。根据弗里达的回忆，她把圣母玛利亚归入“她记忆影像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象征符号的意义来表达的”。的确，她虔信天主教的母亲还健在的时候，恰好也有一幅同类的画挂在自己的卧室的墙上。这张床，弗里达说，确实是她和小妹妹克里斯蒂娜出生的那张床。色彩柔和的墙面和枕头上的粉红色的蕾丝花边可以肯定也是童年的记忆。它们与阴森恐怖的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个头——圣母玛利亚的，母亲和孩子的——在画面的中轴线上排成一列。水平线和垂直线形成了一个囚室，使三个人像受困于其中，缺乏柔韧性的几何图形强化了《诞生》中恐怖静寂的气氛。由于床脚向下顶住了一幅展开的卷轴的上部，这幅置于画面底部的卷轴跨越了金属板的两端，没有留下立足的空隙，这使得观众只能站在一个产科医师的位置上来为她的出生作征，并且产生一种被固定在一个视点上的感觉。
圣母像在旁边看着，但她无力救助于她。这里没有拯救；双重死亡的戏剧残酷而又明晰。
里维拉比较了他妻子以率直的品性所描绘的出生场景与一尊著名的阿兹物克分娩雕像——一个成年男人的头从女人的两腿之间钻出来，女人则带着痛苦的表情——后指出：弗里达是“那些以非凡技艺雕刻黑色玄武岩的阿兹特克大师以来唯一充满了人性力量的艺术家。她为真正的分娩行为赋予了造型艺术的形式……她也是在艺术中表达女性的情感、职责和创造力的第一人”。
这是完全可能的：弗里达内心在激烈地斗争，她既渴望成为母亲，但又不愿意忍受做母亲的痛苦——这种矛盾许多女性都有体会。然而这种看法会损害这样圣徒的形象。“如果很近地观看弗里达的画，她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画家。”林达尔解释说，弗里达的许多画其实是在挑战传统的女性观念。如果他们真的自信看看弗里达的画的话，她又补充说，“人们会感到不舒服的。”
胡子能够拯救弗里达吗？虽然就像里维拉不能拯救弗里达一样（他只是让她稍微的有了一点安全感），胡子也不可能让弗里达翻身做主人，因为她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拥有这种防身器。
《自画像》，作于1933年。
死亡的威胁
弗里达对死亡的迷恋在《梦》（1940）中再次显露无遗，在这部作品中，她睡的床悬浮在白色和淡紫色相间的天空之中。在《根》中，弗里达梦见自己在空中飘荡，和那次的感觉差不多，她害怕掉下来，把梦给打断了。在梦中，她使纸人犹大样子的骷髅成为她的伴侣，实际上，他躺在床的遮篷上。对弗里达来说，骷髅是对死亡的一种有趣的暗示。里维拉取笑她，说它是她的情人。多刺的藤蔓从床单上的刺绣装饰变成了真的植物。在她的脚边，它的根看来已经在床起飞的时候从泥地里拨了出来；在她的头部，藤蔓长出了枝叶。
有人认为，作为一幅还愿画，将医生画在她自己的身边对于弗里达的生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也许可以成为一个保护神，把她从死亡线上又拉回到人间。“我已经病了一年，”她在日记中写道，“法里尔医生救了我。他为我找回了生活的快乐。我现在还只能坐在轮椅上，我不知道不久以后我是否能再次站起来行走。我有一件石膏胸衣——不管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使我的脊椎好了很多。我不再感到疼痛，有的只是疲惫……当然，还有常常来袭的绝望，一种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绝望。然而，我想活下去。我已经开始画一些小幅的油画，我准备以此作为献给法里尔医生的礼物，我正在献上我全部的爱。”
不露声色、略带些迷幻的色彩，简单的构图使《在法里尔医生肖像前的自画像》具有了一种张力。为了表现病体对她行动的限制，弗里达将她的世界画得像一所监狱。她所在的屋子的一角，两边都没有窗户，有的只是暗蓝色的墙裙和淡黄色的墙壁，她在空间中的位置由一连串的排线来定位，还不禁让人联想起《诞生》那紧溱的封闭结构。
弗里达被取出的心脏被安放在她的调色板上，它成了献给她心爱的医生的祭品。红色的颜料从她的画笔上滴下来，她手中的画笔既像《希望之树》中的旗杆，又像手术刀一样锐利。调色板、心脏和画笔是她受难和拯救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