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今年以来，国内图书市场出现了越来越多海外华人作家的书籍，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虹影的《上海魔术师》等。同时，各种各样的海外华人文学社团纷纷成立，海外作家跟国内作家的交流互动也增多。针对海外华人作家的关注与议论，也越来越多地见诸媒体。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海外华人作家群体有过怎样的起伏，他们怎么看待关于自身的争议？

林海音（资料图片）

白先勇（资料图片）

    上世纪初期：乡愁与乡恋是永恒的主题

    华人作家成为一个群体大约有100年左右。在上世纪初期、中期的海外华人作家行列中，曾涌现过林语堂、梁实秋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和赵舒侠、林海音、洛天、痖弦、徐讦等知名作家。此外，作家郁达夫、诗人艾青、文史兼长的一代宗师简又文(大华烈士)都曾作为海外华人作家，贡献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家大多因那一时代特有的动荡和战乱漂流异域，心中的故土情结强烈，乡愁与乡恋成为他们笔下永恒的主题。这批作家学识渊博，文笔扎实，眼界开阔，且“国家不幸诗家幸”，当年中国积贫积弱和门户洞开的现实既成为他们感时伤世、触发无穷灵感的源泉，也让他们得以在异域和本土文化间较方便、较频繁地往来，他们笔下的世界也因此更为丰富而感性，甚至突破了“海外”这一范畴。

    从他们开始，中西文化元素和创作手法的交融，就成为海外华人作家作品最大的特色，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便是用西方故事的结构，描写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而赵舒侠的《西窗一夜雨》则以典型中国人的心境，渲染出一幅塞纳河畔的悲剧画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开始用外文创作，如林语堂的英语小说和艾青的大量法语诗歌，都得到所在国读者的好评。然而，这些外文作品的中国情结十分浓重，甚至比他们本人同时期的中文作品更浓重(中文作品中反倒带有明显的异域情调)。可以说，从这一代人开始，海外作家“为异域写中华，为中华写异域”的角色形象，便已深深刻画在华人文学史的书页上。

    上世纪60—70年代：海外文学开始尝试本土化

    上世纪60—70年代是海外华人创作的又一个高潮，白先勇的34部短篇小说大多数创作于美国，诗人余光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也同样出炉于海外。这一时期许多作者的远渡重洋，同样系于中国政局的变迁动荡，如成名于越南的作家陈大哲先后流寓中国台湾、美国；在战后海外华文创作中有着承前启后、重要地位的女作家陈若曦，足迹更遍及中国台湾、加拿大和美国。这一时期“乡愁与乡恋”主题仍是创作主流，融汇中西、尤其是借鉴西方小说、诗歌结构手法也仍然是许多作家的不二法门，如聂华苓《桑青与桃红》、陈若曦《最后夜戏》等。但一些作家已开始正视融合于所在国的现实，出现了海外文学本土化的先兆，另一些人则逐步摆脱单纯描摹个人身世命运的窠臼，开始用更现实、更犀利的笔锋，审视自己所钟爱的中华故土。正如陈若曦所言，海外华人作家已开始尝试“突围”了。

    80年代是海外华文创作的低潮，虽然一些著名人物，如梁羽生、卫斯理等纷纷定居海外，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来自于出洋前的创作。这一时期老一代作家纷纷步入暮年，而新一代人物却星光黯淡。海外华人后裔逐渐与当地人同化，台港等地经济发展，出国定居者渐少，大陆移民迫于生计不得不远离文学，种种原因迫使海外华人作家群体暂时走入沉寂。

    90年代以后：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兴起

    90年代以后，随着移民文学和留学生文学的兴起，海外华文创作重新趋于活跃。这一代的海外华文小说创作更趋生活化、故事化，出现了如阎真的《白雪红尘》、张翎的《上海小姐》等以积极心态看待海外生活的作品，以及苏晓等兼具乡愁文学特性和时代感的离散文学等。一方面，一批原先活跃于本土的作家(如查建英、钟晓阳等)重操旧业，另一方面，一些新生代作家(张纯如、严歌苓等)开始涌现，一度沉寂的海外华人文坛再度热闹起来。

    除了苏晓等特例，这一代海外华人作家大多熟谙当地语言，生活也更加当地化，其创作中更多糅入了异域的语言特点、表达方式。与前相比，使用当地语言创作的作家也更多，如哈金、程抱一、裘小龙、陈达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战后，海外华文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特点。一是诗人的活跃，余光中、程步奎、顾诚、非马等响亮的名字不绝于耳，即使最沉寂的80年代，诗人们的声音同样清晰可闻；二是媒体成为作家们的温床，一些作者本人就是媒体人甚至媒体主办者，另一些，如严歌苓、蔡素芬等，则通过报刊征文获奖为人所知；三是出现了一些以特殊身份为人瞩目的作家，如陈香梅、包柏漪等。

    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愁与恋，丧失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

    不可否认，百年来海外华人作家在汉语文坛中的影响呈波浪型下降趋势，个中原因很复杂，但二战后、尤其近20年来海外移民本土化趋势渐快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事实上，乡愁与乡恋，几乎是百年海外华文创作共同的主题，但随着波澜壮阔大时代逐渐为全球一体化的安定所取代，新一代作家笔下的愁与恋，也无可奈何地丧失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东西。此外，由于地域的隔阂，一些海外优秀作品不为国人所知，而《北京人在纽约》、《娶个澳大利亚女人做太太》、《悲情多伦多》等艺术价值平常却符合国人猎奇心理的作品反倒在国内走俏，也无形中加深了国内文坛对海外华人作家的某些误解。

    作为在非汉语圈中挣扎的海外作家，他们即使能熟练使用外语创作，也很难真正成为“本土作家”，而脱离了母语本体的他们，又不可避免地被剪断了从母体汲取创作源泉的脐带，很容易陷入文学缺氧状态。可喜的是，国内和海外文坛的交流互动渐趋频繁，了解也愈益加深，也许，来自母体的关注和理解，将给海外华人作家带来急需的“氧与水”，成为他们成功“突围”的一个契机。

    海外华人作家如何看自己

    参与者：

    施雨：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海外文学创作团体“文心社”总社社长，《文心》季刊总编辑，美国《侨报》与《明报》副刊专栏作家。现居美国；

    张翎：小说家，以小说《空巢》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奖的海外华人。现居加拿大；

    融融：美国轻舟出版社主编。《星岛日报》副刊专栏作家，曾获美国东方文学华文佳作奖。现居美国；

    非马：诗人，原籍台湾，《台湾现代诗选》主编，北美中华新文艺学会顾问，多次入选《国际作者及作家名录》。现居美国。

    问题一：您在海外坚持文学创作的动力是什么？

    非马：爱好，我不靠写作为生，没什么压力，这样有时反容易得到创作的乐趣与效果。

    施雨：兴趣。小学时就梦想当作家。但后来从医，本以为这辈子就当医生了。在家照顾孩子，孩子上学后忽然空出了大把时间，于是开始写作、出书，书约一本接一本，就不想再回去当医生了。

    融融：谈不上坚持，也谈不上动力。出国后为生存把中文思路关闭，做梦吵架都用英文。后来生活安定了，发现中文退步很多，好像一觉醒来家里被偷似的失落。于是就把笔拿了起来，有多少写多少，没目标也没企图。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恐怕和我差不多。

    张翎：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和幻想，童年封闭的生活环境给了我很大的想像空间。移民10年后，经过了长时间的沉淀，对生活的思考也在深入，自然觉得有许多感觉要表达，于是便开始了创作。

    问题二：不少国内人士指出海外华人作家存在中文水平不够高、创作题材狭窄的不足，您对此怎么看？

    融融：与国内比当然比不上。中文不是我们生活的第一语言，写作时常碰到中英文打架，最后英文战胜中文。我们用中文写作不容易：这里是英语的汪洋大海，华人是少数民族，华文文学处在边缘地带。所以看待和评价海外华文文学，需要一个合适定位。我觉得国内对海外文学作品的要求并不在文字上，而是对作品内容、思路和价值观等更有兴趣。

    施雨：大家平时都用英文交流，我们又多是理科出身，中文生疏在所难免；且海外报纸副刊多重视移民生活经验交流，信息量比文字本身重要得多，一般文章通顺、读得懂就可以了，而读者急需了解的是海外生存的各种技巧和经验。报纸为吸引读者，自然也这么定位。这无形中使海外作家忽略了对文字艺术的追求。

    非马：这可能是某些人的偏见吧？作家的修养完全靠自己，住哪里都一样。何况现代的资讯这么发达，地理的因素如何限制得了一个作家的文字水平或写作题材呢？

    张翎：当我用中文写作的时候思维是完全中文式的。我的小说中极少出现欧化的句式，几乎完全不穿插英文对白。我学过7年的英美文学，英文对我来说是一种通顺优美达意的工具，但我却找不着那种在母语中信手拈来游弋玩味的绝对自由感觉。所以这个问题对我并不存在。

    问题三：您认为，与国内作家相比，海外华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最大的优势和困难分别是什么？

    融融：海外信息量较大，生活丰裕些，性格活泼些，追求淡泊些，心态与追求成名成家的不一样。但这都不是绝对的。对我来说，写作并不困难，要我谈优势和困难这个话题，倒是很困难的。

    施雨：我们无法靠撰文为生，除了兴趣，没人会把写作当作职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这对诗和散文创作有好处，但不利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这都跟时间精力的投入有关。

    张翎：地理位置的阻隔给我们这群人提供了一段合适的审美距离，使我们能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审视自身与故土的关系。离开本土生活环境，以前束缚作家的各种因素大大减弱，文字记录下的是较少受污染的声音。但距离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时也切割了作家与本土生活最直接鲜活的联系。所以移民作家在选材上，注定与本土作家有些区别。

    非马：就个人来说，最大的优势是创作心灵的自由，不会受到太多束缚，包括门户之见与市场需求的考量等等。困难是离国内的现实与主要读者群太远，不易知道读者的反应，缺少了创作所需要的刺激与现场参与感。

    问题四：您认为海外作家和国内同好、读者间存在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施雨：主要是文化差异。移民生涯不可避免改变了我们很多；大陆作家和读者不太了解海外生活状态，除新鲜好奇外共鸣并不多。海外作家多是业余爱好，没有功利心，而大陆许多是职业作家，在这样基础上沟通总有误区。因此多些宽容和交流是最需要的。

    非马：似不存在什么特别误解或隔膜。有机会我总想勉励国内作家朋友和我自己：文学是一辈子的事业，别急功近利，定下心来好好地搞创作吧！

    张翎：说几句离题话吧——我的温州亲友们很少有人关注我的写作，有一年回去探亲，乘着酒兴，斗胆说起文学，一桌人中竟无一知道莫言为何人。事后走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闹市街区，与那个生养我的城市突然有了一种两不相干的轻松。就像我不必为温州的纸皮鞋负责一样，温州也不必为我的胡言乱语负责。

    融融：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走出国门已变得非常容易，世界村，隔壁邻居，这种关系又是双向的。国内对海外创作的要求和批评大多是积极的、善意的，海外拿出好作品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