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

　　3.1 笔名是痛苦一生的概括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的创作生涯，始于1892年9月在《高加索报》(梯弗里斯)上发表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小说的署名作者就是М.高尔基。1895年，《萨马拉报》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伊则吉尔老婆子》，而首都杂志《俄罗斯财富》则登载了短篇小说《切尔卡什》。高尔基立即受到人们的关注，对他最初作品的种种热情洋溢的评论，表明文学界出现了一颗新的巨星。

    高尔基的命运根本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给自己选定的笔名，反映出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这些经历也完全被以后的生活所证实。高尔基1868年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父亲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是个红木木工；母亲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是染坊主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卡希林的女儿。父亲死后，母亲带着三岁的阿廖沙搬到外祖父家。未来作家的童年便是在外祖父家度过的。高尔基在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童年》中，描写了卡希林家和下诺夫哥罗德的整个生活。1876年卡希林一家破产。阿列克塞11岁那年便成了孤儿；从这时起他开始了"在人间"的生活。他在一家鞋店当过送鞋伙计，在"善良号"与"彼尔姆号"轮船上干过洗碗工，在一家圣像画坊做过学徒，还当过绘图员、展销会大厦装修工的组长。1886年高尔基来到喀山市，并在一家小甜面包作坊以及捷林科夫面包房找到了工作；捷林科夫面包房在宪兵情报档案中被称为"青年学生集会的可疑场所"。

    喀山时期，高尔基积极自学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1888年他开始第一次在罗斯作长途旅行；在1891年，他辞去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文牍员之职，离开喀山，起程作第二次漫游，这次漂泊为他理解俄罗斯在危机与转折时刻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旅行中的所见所闻，在短篇小说集《罗斯漫游》以及早期的一些浪漫主义作品中得到了反映。1898年，作家的第一部汇集特写与短篇小说的两卷集问世。

    1899年，高尔基在《生活》杂志上发表长篇小说《福马·戈尔杰耶夫》，这给他带来了广泛的声誉。世纪初，高尔基创作出自己的第一批剧本：《小市民》(1901)，《在底层》(1902)，《消夏客》(1904)，《太阳的孩子们》与《野蛮人》(1905)。

    1905年高尔基结识了列宁。他们的相识发展成为友谊，尽管这友谊常常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1918年到1921年间，他们的冲突尤为激烈，高尔基在列宁的坚持下不得不再度移居国外。第一次侨居是在1906年。1905年，高尔基为躲避因支持革命而遭受的迫害，先去了美国，后来到意大利的喀普里。在这一时期，他与著名革命家、哲学家与文艺理论家波格丹诺夫的关系密切起来。1909年，高尔基、卢纳察尔斯基与波格丹诺夫一起在喀普里组建了党员讲习班，高尔基讲授俄罗斯文学史课。这个讲习班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把俄罗斯的造神学说同革命思想结合起来，高尔基的中篇小说《忏悔》(1908)对此就有所反映。社会主义、新世界的思想，在造神派看来，都应该成为新的宗教，其基础就是相信这种思想必定取得胜利。

    喀普里时期是高尔基创作大获丰收的时期。他写下了剧本《最后一代》(1908)，发表了第一版剧本《瓦萨·热列兹诺娃》(1910)，中篇小说《夏天》与《奥古洛夫镇》(1909)，长篇小说《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0-1911)，而这部长篇小说被作者本人认为是具有民族意义的作品。在小说主人公的形象身上折射出民族性格中的消极特征：个人没有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对沦为庸碌无为的悲剧性生活的现实采取消极的态度。这个主题在20年代到30年代成为高尔基创作的主导主题。

    1913年大赦之后，高尔基返回彼得堡，一直生活到1921年第二次出国。在这一阶段，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罗斯漫游》(1912-1916)，自传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1913-1916)。

    高尔基接受革命的心态是很复杂的。在他真诚地相信必须变革社会的同时，又担心人道主义理想在这个农业国家会受到歪曲。他认为，农民因循守旧，没有前进与发展的能力，所以就其本性而言，不是革命的生力军。这些疑虑反映在1917年至1918年间《新生活报》上的一组文章《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公开的私刑，酗酒之祸，文盲与轻蔑文化的人们对文化财富的洗劫与毁坏，这一幕幕场景令高尔基大为震惊，由此他得出悲观的结论：革命是对生活、文化、国家的全面破坏。1918年的年中，布尔什维克关闭了《新生活报》，高尔基与新政权开始分道扬镳。

    1921年夏天以前，高尔基还留在俄罗斯，但同季诺维耶夫(当时是权力无限的北方局专员)和列宁的关系已很复杂。肺结核病的加重成了当局要求高尔基出国的借口。在国外他完成了自传三部曲的第三部分《我的大学》、长篇小说《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并着手写作一生中最重要而又终未完成的书--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作者的艺术创作没有涉及两次侨居生活。他只从革命前的俄罗斯社会现实中选取作品的素材，没有写下哪怕一部有关国外侨居以及革命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

    1931年高尔基回到苏联。他一回来，便获得苏联官方作家的第一把交椅，并和斯大林建立起私人关系，他还直接参与了第一届苏联作家大会组委会的工作。成立于1934年的苏联作家协会就是由高尔基主持的；斯大林曾多次邀请作家们在高尔基的寓所(以前是里亚布申斯基的别墅)举行著名的聚会。包含具体社会政治内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就是在其中的一次聚会上酝酿产生的。

    高尔基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为什么是在"伟大的转折"--即导致国家非农业化与废除农民阶层的集体化--之后返回斯大林执政的俄罗斯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更何况高尔基的晚年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谜团。我们只能猜测，高尔基过去对俄罗斯农民惊恐万状，因为庄稼汉的盲目力量能把任何合理的创举都消解在自身中；这种恐惧不仅表现在《切尔卡什》、《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而且也流露于30年代写给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信中；现在他则把"伟大的转折"的一年认作是对自由散漫又贪图钱财的农民们的胜利；对农民的恐惧使他看不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面临的悲剧。

    高尔基身上似乎有两个人，一个是艺术家，另一个是政论家。如果说政论家呼吁自己的笔友们去描写斯大林的劳改营，描绘囚犯们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工地的劳动，视此为新政权改造迷途羔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却没有发现这一切之中的悲剧性；那么艺术家写下的，则是20世纪可怕现实中的个人命运，这个世纪剥夺了个人自然该有的社会自由和创作自由。这正是高尔基30年代创作的基本主题之一。看起来，艺术家的天赋比他自身的个性要更有力量，所以使他能够克服有意或无意的迷惘。

    在高尔基的艺术世界里，我们大概找不到任何东西需要后代读者给予宽容，找不到任何东西需要以时代的可怕环境为理由求得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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