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篇：观念一变天地宽
提要：思想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先导，也是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俗话说，“成也观念，败也观念”，“一念之差，天上地下”，“观念一变天地宽”，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在形势变化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人人都在与时俱进的新时期，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级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在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势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无止境的。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落后了，至今存在种种不合时宜的、妨碍改革与发展的陈旧思想、观念和习惯。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新时期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当前需要着重转变、更新哪些思想观念，以及怎样转变、更新思想观念呢？作为本书的开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与读者一起做些探讨。
你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成为优秀、高明的领导者吗？那就必须不断转变和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
所谓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看法、观点和态度。客观事物总是在不断地、有时是急剧而迅猛地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就必须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转变和更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树立新的思想观念。他提出的“换脑筋”，则是用通俗的语言说明头脑里的思想观念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在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强调：“要积极倡导和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
实践证明，在新的时期，所有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地解放思想，开阔眼界，使自己的思想观念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真正成为优秀、高明的领导者。
更新思想观念是加快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变革，变革决定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者要开拓创新，有所作为，首先必须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成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先觉先行者。
回眸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处处留下先人们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的印记。正是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才不断地向前发展。早在商汤时期，思想家就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说的是思想观念要一天与一天不一样，一天比一天有新变化。东汉政治家崔实说，“济时救世之术，岂能伴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意思是说，再高明的社会治理方略，也不可一成不变，必须不断创新。历史上开明的有作为的统治者，大都持有当时比较进步的思想观念，并奉行体现这种思想观念的政策。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汉代“文景之治”，其成功之处就在于统治者根据当时的实际，审时度势，坚持“以民为本”、“施仁政，兴王道”的理念，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进而富国强兵，成就大业。后来唐代的“贞观之治”，亦是坚持、奉行了顺应时势的观念和政策的结果。相反，有些朝代的统治者，观念陈旧，故步自封，不求进取，无不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清朝末年的当权者，夜郎自大，闭关自守，骄奢淫逸，长期陶醉于“持盈保泰”的梦幻之中，导致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国势衰弱，丧权辱国，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苦难深渊。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思想观念不断实现新的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科学思想理论的指引下，古老而贫弱落后的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党外、上上下下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冲破种种禁锢人们思想的陈旧观念的束缚，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我国的经济社会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发展的每一次重大转折与突破，都是以思想观念的更新为先导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像浩荡的春风，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开创了思想解放的先河，使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深刻而科学地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冲破了姓“资”姓“社”的桎梏，有力地推动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党的十四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践经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总目标，开创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局面。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推动全党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从新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发展问题认识上的深化与飞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思想上的不断解放，观念上的不断创新，实践上的不断开拓，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欣欣向荣的新阶段。事实充分说明，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是适应新形势，实现新发展，开创改革与发展新局面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作为地方各级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其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在地区、行业、单位的发展进程和前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单位都在为之努力的第一要务。为什么有些地区、行业、单位发展快，成效大，居于领先地位，而有些则落在后面，陷入被动，又迟迟摆脱不了困境？这里面固然有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和地域环境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差别，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在于领导者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实践表明，哪里的领导者思想观念转变得早，更新得好，哪里就发展快，变化大；反之，就发展慢，变化小。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建设发展之快，莫过于特区，特区发展之快莫过于深圳。深圳从建立特区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由1979年的19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8605亿元，增长15055倍；2003年财政收入为3373亿元，是1979年的1959倍。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现代化城市。目前，在全国大中城市中，深圳经济总量居第四位，工业产值居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第一位，财政收入和职工工资水平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一位。深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这固然与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有直接关系，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深圳的发展远远超过其他一些特区，则与领导者较早地转变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他们率先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推进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到1995年就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经营体制、流通体制、金融体制、科技体制，都实行了全新的市场取向，从而焕发出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再是较早地面向国内外市场，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2003年，高新技术产品产值2482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4893%。突破了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传统做法，工业化与信息化同步前进，叠加发展。第三，较早地实行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特别注重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仅2002年就从国外引进了上千名博士。人才的汇聚、交流、融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力。第四，较早地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外贸进出口额连续九年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深圳的成功实践令人信服地说明，领导者思想观念转变的早或晚、快或慢、好或差，对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大到一个城市是这样，小到一个乡镇也是这样。前几年，《经济日报》报道了湖北、河南两个孟楼镇的发展与变化。这两个同名字的镇，位于两省交界处，中间只隔一条干涸的小河沟。1984年以前，这两个相依为伴的小镇，居民都过着宁静而清贫的日子。从1985年开始，湖北孟楼镇的领导者率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地客商的政策，为前来投资者创造了优越的软、硬环境。一时间，来自全国20个省市的440家工商企业在这里投资开业，竹木行、煤炭行、牲畜行、粮油行等繁荣兴旺，10栋营业大楼拔地而起，每天参加交易的达5万多人，集镇面积扩大33倍。1992年，记者来这里采访时，看到湖北的孟楼镇已呈现现代化集镇的雏形。从湖北孟楼来到河南的孟楼，则从水泥路走上了泥土路，映入眼帘的多是简陋的土房。记者有感而发，写出“从孟楼到孟楼”的报道，引起河南省和南阳地区领导的关注，也引发了河南孟楼镇领导人的反思。他们主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奋起直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1995年记者再次来河南孟楼采访，看到镇上兴起了6个专业市场，每天有上万人交易，办起了35家工业企业，街道由1条发展到13条，两边盖起一排排新的房舍。镇区面积由03平方公里扩大到42平方公里。短短三年时间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河南孟楼的崛起，使湖北孟楼领导人感到来自对面的压力，又进一步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这两个镇的互相对比和前后的变化，成为更新观念促进发展的又一生动例证。
领导者思想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跟上飞速发展新时代的迫切需要。进入新世纪，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上个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布局、投资走向、金融往来、科技开发、人才流动乃至环境保护，都跨越了国界。一场新的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计算机技术渗透到各行各业，生物技术也迅速崛起，生物芯片已应用到工厂、商店、家庭、医疗等方方面面。经济和科技的这种爆炸性的变革和发展，大大加快了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转换。世界格局的急剧变化，促使各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风险和前景、希望，亟须各级领导者自觉地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创造新的与时代要求相称的业绩。如果沾沾自喜于已有的成就，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因循守旧，无所作为，则势必成为时代潮流的落伍者。
从我国的国情看，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发生而且还将继续发生新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明显增强。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正在从沿海向内陆地区扩展。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二、三产业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融合的混合经济已占相当大的比重，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方式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开始逐步走上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轻环境污染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前提下，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份额不断加大。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构成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个体经营人员等社会阶层。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的急剧转变，渴求、呼唤新的变革和发展。面对这种种新的客观实际和情势，各级领导者只有及时、主动地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与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应时而进，才能取得领导工作的主动权，开创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必须从那些不合时宜的陈旧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
世界管理大师杜克拉说：“当前社会不是一场技术，也不是一种软件、速度的革命，而是一场观念上的革命。”展望21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世纪，也必然是人们思想观念变革、更新最快、最大的世纪。在这个世纪，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做到思想观念的更新与时代的发展和世界的潮流同步，是极其重要的。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级各行各业领导者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大多数同志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表现了很高的自觉性，创造了非凡业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确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在这方面落后了，没有与时俱进，思想观念远不适应新的形势任务要求。例如，有些人的思想至今未脱离传统的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影响，想问题、办事情，仍习惯于因袭老思路、老办法；指导经济工作不是积极主动找市场、进入市场，发挥市场的作用，而是游离于市场之外，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产品经济，单纯靠国家、等援助、要扶持的阶段；不是积极主动地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为经济发展注入生机活力，而是仍然热衷于用行政命令、强制性的手段管理经济；不是积极主动地为企业、为经济实体和农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而是想方设法索取好处，滥收费、滥集资、滥罚款，加重经营者和农户的负担；不是积极主动地引导干部、群众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构，发展优势产业和优质、高效、适销对路的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而是安于现状，无所事事，得过且过，等等。显然，对这些领导干部来说，如果再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实行富有生机活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担当起新形势下的领导重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三个解放出来”，为全党在新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紧密结合实际，抓住那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下决心突破种种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习惯和做法的束缚，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和飞跃。要努力做到：
进一步增强和确立大市场的观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观念必须有根本性的变革和更新。总的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大多数领导者表现是好的，思想观念转变得较快较好，但是也有些领导者缺乏应有的自觉，至今还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有的尽管口头上也讲发展市场经济，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去指导和推动经济的发展。以人们普遍关注的“三农”问题为例，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虽然也在讲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但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在思想观念和工作指导上还没有抓住解决“三农”问题的要害。实践表明，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是我国两亿多小规模经营农户生产的产品怎样进入国内外大市场，并获得比较丰厚的收益。现在广大农民生产的各种产品，除国家收购一部分粮食、棉花用作储备外，都要到市场上销售，价格随行就市，而大多数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相对剩余，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能否把农产品卖出去，并卖出个好价钱，实现产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决定着农业效益的高低和农民收入的多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外市场逐步一体化，我国分散经营的农户如何与发达国家大农场大公司相竞争，能否保持和扩大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份额，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农业的兴衰和农民的富贫。很明显，解决农业问题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这就迫切需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联合起来，发展各种专业合作组织，与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联成一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这种经营体制，突破了区域界限，把从事同类产品生产的农户联结起来，扩大了农业的产业群；把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起来，延长了农业的产业链；把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各个产业联结起来，形成了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产业系统。按照不同的品牌，实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从种、养、管到贮藏、加工、运销的各个环节，配套地采用高新技术和现代化设备。通过建立和完善这种经营体制，使农民生产的产品经过加工转化，实现价值、效益最大化。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拓展，农村已经和将会出现越来越多不同产业产品、不同规模的产加销一条龙的“龙型经济”。一个个产加销一体化的龙型经济实体，分别联合一大批专业农户，形成一项项主导产业，实现规模经营、集约高效经营，从而有效地解决农户进入市场、增收致富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问题。可以预料，经过许多年的发展，大大小小的成千上万的“龙型经济”将全面覆盖我国农村大地，农业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将呈现崭新的面貌。当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要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还必须突破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形成星罗棋布的小城镇，有计划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确保农业种植养殖业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走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技术现代化的路子，并积极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农的战略，尽力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逐步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
农业、农村走这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增强和树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观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深化改革，建立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事实证明，哪里市场经济观念确立得早，市场体系发育好，哪里的农村经济发展就快，农民收入水平就高。近5年来，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9年的39484元增加到2003年的54313元，净增14829元，成为全国农民纯收入增长最快的省份。全省农民人均住房面积达47平方米，每100户农民拥有彩电93台，电话72部，手机35部。浙江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一条根本原因，是各级领导者思想观念转变得早，农村经济较快地走上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浙江不少地方就实行“三允许”、“三不限”，即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不限经营地点。进入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走在全国的前列，较早形成了联结全国以至世界的市场网络，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狭小的土地经营中走出来，从农村走向城镇，从本地走向外地。全省2100万农村劳动力中，有1100万从事工业、商业、服务业，有300万人到省外务工经商，有100万人到国外谋求更大发展，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这是浙江农村经济发展充满生机活力最重要的源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乡镇工业一马当先，迅速发展，其产值占全省工业产值的4/5，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而且成为全省经济的支柱。乡镇工业涌现出一批现代化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又以工业园区为载体，形成一批特色产业聚集区。据对全省66个县（市、区）调查显示，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的区块有306个，产值达3000多亿元。这种区域性的块状经济，具有高度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特点，并有生产资料市场、产品交易市场和专业设计机构、信息机构、展销机构与之配套。以其灵敏的市场反应能力和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占的份额愈来愈大。乐清市柳市镇是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多、质量最好的低压电器生产和出口基地，在美国硅谷设立信息中心，在上海浦东设立研发中心，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极具竞争力的产品，行销20个国家和地区，销售额上百亿元。号称“中国皮都”的海宁市，生产的皮革服装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4，毛皮购销量占世界市场1/5。号称“中国袜业之乡”的诸暨市大唐镇，一年生产50亿双袜子，可供给全国人均3双。号称“中国领带之乡”的嵊州市，年产25亿条领带，占全国产量的80%，全球产量的30%。这些各具特色的企业集群，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进军国际市场的生力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使55%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经营中转移出来，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全省形成了300多个万亩以上的产业带，带动1/3以上的农户参与到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生产经营的行列。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企业集群的有机结合，加快了小城镇建设步伐。全省小城镇人口达到1400万人（不包括城市人口），占农村人口的33%，小城镇经济占农村经济总量的80%以上。
浙江农村的巨大变化深刻地说明，只有增强和确立大市场的观念，才能走出进入市场、开拓市场、加快发展的新路子。可以说，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关键所在，解决工业和其他领域的发展问题亦是如此。
进一步增强和确立大开放的观念。由封闭走向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不可相悖的法则。历史经验表明，开放则发展、则先进、则强大，封闭则落后、则被动、则挨打。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世界各国、各个地区不可避免地融入相互渗透和交往的大潮，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格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从有国界的市场走向参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从遵守自己的规则走向遵守全球公认的规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面对这种新的变化，如何增强开放意识，进一步开阔眼界、视野，勇敢地走出去，大胆地引进来，更有效地把自身的发展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结起来，以获取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机会，这是新时期每一个领导者必须认真思考、探讨、回答和解决好的大问题。
实践也一再告诉我们：哪里的领导干部开放意识强，敢于和善于“走出去”、“引进来”，哪里就能创出一个新天地，实现发展的新突破。
我国有些沿海地区，经济之所以长足发展，得益于较早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思想观念，大胆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东东莞市，从1978年引进第一宗来料加工项目开始，就走上了利用比较优势、接受国际产业分工、融入国际经济循环的路子。20多年来，共引进13800多家外资企业，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81%。全球500强企业有30家在东莞投资设厂。由“三来一补”加工业起家的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能力和销售量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1/10以上。其中电脑磁头、机箱占40%，驱动器占30%，扫描仪、微型马达占20%，电脑整机零部件配套率占95%。世界上70%的电脑供应商与东莞的电子生产企业建立了生产协作关系。“东莞塞车，全球缺货”，东莞这个加工基地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链条。这个只有150万人口的地级市，从1996年以来出口额仅次于深圳、上海，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以占全国0026%的土地，创造了占全国27%的新增外汇储备，经济实力实现六个超1000亿（工业总产值、出口额、累计利用外资、市镇村三级公有资产、存款余额、股票成交额）。实现了与国际产业同步发展，探索出一条发挥后发优势，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地区）发展水平的捷径。其成功之道，在于领导者以强烈的大开放意识，做活了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
浙江万向集团又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这个集团由7个农民始创，4000元资金起家，发展成为拥有32家企业、上万名员工、上百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产品销往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始终立足国内创业，面向国际发展。他们不畏强手，奋力拼搏，不断攻占技术高峰，把产品先后打入美国第一大汽车厂家通用汽车公司和第二大汽车厂家福特汽车公司，使“钱潮”牌万向节涌入国际市场。还建立起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营销网络。这个营销网络,在把万向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的同时,把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迅速传到国内,使万向的产品规格标准越来越高,批量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美国六家制造万向节的企业，两家已经破产，一家即将破产，一家被万向集团整体并购，利用其品牌、专利、设备、市场，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在洋人的地盘，当洋人的老板，用洋人的资源，赚洋人的钞票，充分展示了中国农民的谋略和智慧。事实说明，实施外向战略，走向国际市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前景。有人形象地说，“走出去的路，虽然荆棘满布，但是踏过荆棘，则是平川大道。”而能否踏过荆棘，取决于领导者的观念、雄心和智谋。
进一步树立和增强大服务的观念。
邓小平同志指出：“领导就是服务。”这一论点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和领导机关的基本职责。但是，受几千年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有些领导干部以官为贵、以官为尊、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意识仍然相当严重；有些行政部门还在抱着“权力经济”、“审批经济”观念不放，高高在上，行政命令，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层层过关，吃拿卡要，甚至“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放权松口不松手，明放暗不放，上放下不放；上面是“绿灯”，下面是“红灯”，把中央和上级精神扭曲、淡化，把好经念歪；上边政策放宽，下边执行从严，放开难，收缩快，启动不灵刹车灵；唱的是市场经济调，走的是计划经济路，限制条文抠得死，主动服务谈不上；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显然，这种“官本位”意识和官僚衙门作风不破除，势必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影响国家机关的形象。对各级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尤其掌管人财物大权的领导干部来说，如何按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进一步解决好为谁服务、为谁掌权、为谁工作的问题，仍然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政治任务。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由管人管事到服务群众、服务企业，这是一个重大变革，也是大势所趋。目前全国各地正在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一项转变政府职能、体现服务宗旨的重大举措。早在1997年，深圳市率先试行行政审批制度专项改革，重点减少审批项目和审批程序，减少前置审批，将后置审批与主动为市场主体后续服务结合起来，推行“窗口式办公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方便群众和企业。1998年到2004年上半年，深圳进行了三轮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经过第一轮的改革，行政审批事项由1091项，减少到628项，减幅为424%；经过第二轮改革，行政审批事项减少277项，前两轮改革共减少审批事项740项，减幅为678%；第三轮改革减幅为378%。政府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市民和企业平均办事时间比原来缩短40%左右。审批收费项目也明显减少，全市55个部门（单位）原有261项行政收费项目，减少了112项，减幅429%，比国家公布的新收费项目313项和广东省收费项目409项大为减少。2002年和2003年两年就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金额1605亿元，减幅45%。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平等竞争和依法运作，优化了投资发展环境，增强了深圳的吸引力和竞争力。《2001-2002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将深圳的发展潜力排列在全国大中城市的第一位。世界500强企业有160多家落户深圳，出现了新一轮投资热潮。
深圳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奏响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序曲。近些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按照中央的部署，借鉴深圳的经验，引导行政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换位思考，真正站在办事的群众和企业角度想一想，他们需要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自己应当坚持什么，转变什么，防止什么？转变行政管理理念，增强服务意识，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苏州市在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中，从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和程序入手，实行“一站式”服务，行政收费减为零，从体制上堵塞了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漏洞，使服务变得更周到、更直接、更透明。工业园区开发10年来，基础设施建设就投入了100多亿元，而园区管委会没有一位正式员工因经济问题受过处分。外商称这里是最佳的投资和创业环境。河北保定市努力营造高效优质的服务环境，通过实行三个转变、一个机制、三条措施，强化政府机关的服务职能和领导干部的服务意识。三个转变：一是由部门高人一等、企业矮人三分向纳税人是上帝、机关干部是公仆转变，形成保商、尊商、重商的浓厚氛围。二是由企业围绕部门转向部门围着企业转转变。部门工作要以支持企业发展、服务于基层群众为中心，做到工作快节奏，办事高效率，服务优质化。三是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不坐等企业上门解决问题，而是主动深入企业帮助排忧解难。一个机制：就是激励约束机制。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开展下评上活动，让企业和基层给政府部门的服务评定优劣，根据评定结果，落实奖惩措施。三条措施：一是推行财政综合预算管理，有效防止“三乱”，从根本上杜绝跑冒滴漏的问题。二是统一收费，票款分离，规范收费行为。三是项目引进所有手续由政府帮助办理，用一盏“绿灯”关闭所有红灯。这些举措，深受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的欢迎。浙江玉环县为什么能从一个能源、土地、淡水资源短缺，交通不便利的海岛县，一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强县，连续10多年GDP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为了有利于企业发展，该县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消行政审批项目。全县45个部门审批项目从461项减少为88项，审批与核准项目合计从637项减少为272项，减幅分别为809%和573%。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率先筹建了为民服务中心，集中22个部门215个服务项目，实行联合办公，提供全程服务，后又下设了投资综合窗口、企业服务“一级通”和行政效能投诉中心。乡镇政府和部门也都在全国首创了全程办事代理制度，县乡政府实现了“从管理者到服务员”的角色转变。近几年来，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步伐逐步加快。国务院部门第一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89项。31个省（区、市）政府已全面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项目，对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环节，规范审批程序，加强监督制约，提高了审批工作的透明度，服务质量明显改善。
进一步增强和确立知难而进、敢为天下先的观念。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必退。如果不抓住机遇，迎难而上，稍有迟疑，停止进取，很可能面对“轻舟已过万重山”而徒叹奈何。可是，改革开放20多年了，仍有一部分领导干部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有的小富即安，小进即止，甚至不富也安，满足于步子不大年年走，成绩虽小年年有；有的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自我感觉良好，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津津乐道于过去的辉煌甚至是不复存在的辉煌；有的机遇面前麻木迟钝，无所作为，缺少负重奋进的志气，勇于突破的豪气，敢于争先的锐气；有的怨天尤人，消极畏难，妄自菲薄，消极等待，总认为后进有理，宁愿苦熬也不想苦干。这种种陈旧的思想观念，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障碍，必须加以破除。
古人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机遇难得，且稍纵即逝，关键看谁能抓住。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温州经济的崛起备受全国瞩目。最可贵的就是温州人的那种善抓机遇、知难而进、敢为天下先的崭新思想观念。“有了土壤就发芽，有了阳光就灿烂”的温州人，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跃起，形成“千家万户办企业，千辛万苦搞经营，千山万水闯市场，千方百计创新业”的局面。他们敢冒风险，走南闯北，干别人不屑干的活，吃别人不能吃的苦，悄悄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然后扩大投资，形成规模，由小到大，由低到高，把小买卖做成大市场，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小作坊做成大工厂，以市场占有率论英雄，形成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在“零资源”上拼写繁荣。目前温州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皮鞋20%，西服10%，低压电器35%，阀门30%，防风打火机90%，眼镜80%，民用灯具60%，商标徽章40%。仅桥头镇的纽扣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就达到78%。在温州人眼中，只有先富后富之别，没有嫉富仇富之心，以富为荣、以富为强、以富为能。他们干什么事都不等不靠，总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根本不看书本上有没有，领导讲没讲过，别人做没做过。例如，手中有钱的农民想进城没有城镇户口，他们就集资建农民城；城里国有商场不卖温州产品，他们就在全国国营商场租了5万个柜台搞专营；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他们就包飞机，自己开辟航线。当别人还在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时，他们就大胆尝试，敢为人先，“先生孩子后起名”，干起来再说。正是以这种开拓进取精神，他们创造了12个全国第一，如第一本个体工商执照、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制定“质量立市”地方性法规的城市等。可以说，温州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人们对他们由鄙薄到同情，由同情到理解，由理解到羡慕，由羡慕到佩服，由佩服到效法。而精明的温州人一边挣着全国人的钱，一边在全国各地传播着市场经济观念、改革开放意识和发展经济的本领。实践证明，一个地方的快速发展往往是既得益于上级政策的宽松开明，更得益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充分涌流。在耀眼的奇迹背后，肯定有新思想、新观念作支撑，肯定有成功的领导方法在推动。论条件，全国许多地方并不比温州差，只要破除陈旧的思想观念，树立与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把政策利用好，把环境创造好，把优势发挥好，把潜力挖掘好，温州人能做到的，很多地方也是能够做到的。
进一步确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念。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统筹”的目标任务，这是对发展问题理性认识的深化，是符合客观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全新发展观念。就是说，发展要以人为本，既要追求“人造财富”（传统GDP）的增长，又要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绿色GDP），还要更加关注人的自身健康和全面发展（人文GDP）。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著名的咨询机构“罗马俱乐部”提交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并分析了未来世界带有普遍性的“全球性问题”：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报告认为，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如果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100年中发生。据此，1992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指出：“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目前这一新的观点日益深入人心，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传统的发展观念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发展的惟一指标，忽略甚至排斥了其他发展因素，往往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将人类置于与自然对立的位置上。我国从1992年开始将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实际上成为衡量各地发展状况和领导政绩的主要指标。GDP的高速增长有效地促进了就业（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可创造80万至100万个就业岗位），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而且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但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以GDP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指标，遇到越来越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其弊端逐渐暴露。我国资源相对紧缺，一些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令人震惊：人均淡水资源只占1/4，人均森林面积不足1/6，人均草地面积不足1/2，人均矿产资源只有1/2，人均耕地面积只占1/3。由于片面、单纯追求GDP增长，给生态、环境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如荒漠化日益加剧，森林破坏、草原退化、物种锐减、绿洲萎缩，大气和水质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对人们的生存环境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
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就是要重新审视、衡量、把握经济发展的路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引入绿色GDP概念，在干部政绩考察中引入绿色GDP标准。近年来，全国各地贯彻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积极探索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并采取了一系列节耗降能、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实际措施。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全镇的GDP总量考核总是在苏州市排倒数几名，尽管全镇的人均收入一直排在前列，但每每谈及GDP考核，镇领导总是一脸的无奈。因为他们为保护“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美景关停了所有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并先后投资10亿元进行人文、生态、环境的保护。令人高兴的是，最近苏州市宣布为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今后对周庄这样的古镇取消GDP考核，只进行环境保护和旅游指标考核。事实上，这样做既能有效保护历史人文资源，又能促进和带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当然，就全国而言，仍然要把GDP作为主要考核标准，需要补充的是将生态、环境、资源和人的全面发展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必须把握的若干要领
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作为领导者，要转变和更新思想观念，必须勤于实践、善于借鉴、严于自省、勇于创新。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时俱进，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势。
勤于实践。认识和真知源于实践，新的事物萌发于实践，实践总是走在理论的前头。实践不断否定、破除旧的观念，催生新的观念。新的理论、新的观念一旦产生，又反过来指导实践、推动实践。所以，领导者转变和更新观念，首要的是勤于实践。
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的主创者、美国科学家帕金森说过一句话：“一旦知道什么是对的，我就去做。”他正是在运用指南针的实践中，发现指南针只能指定径向方向，而无法确定径纬交叉的坐标，无法找到一个点在平面空间的位置，更无法确定一个点在空间里的三维坐标。于是他刻苦钻研，终于发明了“走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迷路”的现代指南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科学发明是这样，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同样如此。河北省张家口市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差、底子薄、开放晚是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干部群众的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比较陈旧，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对发展存有消极畏难情绪，信心不足。新的一届市委、市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如何使广大干部群众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转变观念、正视困难、破解难题、加快发展，是全市工作的当务之急。认识到，思想解放的程度、发现机遇能力的强弱与经济发展的快慢密切相关，成正比例。于是在全市干部群众中开展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大讨论，确立“六破六立”的新理念，即坚决破除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思维方式和简单行政命令抓工作的陈旧观念，确立起用现代市场经济理念和方法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新观念；坚决破除来自狭隘经验主义和小农意识的陈旧思维方法，确立起创新观念、开放观念和市场观念；坚决破除怕担风险、怕担责任、自己捆绑自己的畏难保守思想，确立起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新观念；坚决破除长期积淀的“左”的思想的影响，确立起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是非成败的新观念；坚决破除追求利益绝对平均化的思想，确立起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鼓励支持多种要素参与分配、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快富的新价值观和利益观；坚决破除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思想，确立起干大事、创大业、大发展、快发展的新理念。为了把广大干部的心思和精力引导到科学发展、快速发展的大目标上来，市委一班人带头实践，率先垂范，为下面作出样子。他们认为，领导干部的思想不解放、观念不更新，人们的思想就不敢解放，不敢更新。特别是一把手，你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身边的干部就不敢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不仅是怕你看不惯，甚至还怕你扣帽子、打棍子。因此，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带头解放思想和更新观念。同时，针对“农弱”（农业产业不大不强，农村贫困人口多，农村经济落后）、“工老”（老工业基地、传统工业比例高）、“民短”（民营经济比重小是经济发展中的短腿）、对外开放晚、基础设施差的实际，以强农、改工、扶民、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和夯实基础设施为抓手，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坚持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结构为主线，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一是强农。从振兴村级经济入手，确定427个经济强村和653个贫困村为首批扶持对象，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和“一手抓扶贫开发，一手抓小康建设”，大力实施“千村经济振兴工程”。据测算，2004年上半年这项工程就直接为农民人均增收200~600元不等。二是改工。通过改组、改造和技改等多种措施，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初步形成了能源、钢铁、机械、卷烟、制药、轻工食品等六大产业。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7%；实现利税、利润分别增长165%和50%；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14%以上，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三是扶民。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加快全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和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撑，与扩大对外开放、激活民间资本和城镇化建设紧密结合，加大政策、资金、服务等各方面的扶持力度，集中力量扶持500家注册资金超过百万元，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确定了200户民营企业和50户优势民营企业重点帮扶；积极吸引外地民营资本参与本市企业改造和资源开发，扶持一批生产经营能手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民营企业，全市民营经济实现快速增长，一大批民营企业做大做强。通过落实上述措施，全市经济发展明显加快。2004年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3%，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0%，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3%，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2%。
勤于实践，既包括领导干部自身的实践，又包括总结群众的实践，用群众的创造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正是农民群众的这些创造，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结出了累累硕果。进入新的时期，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各级领导者更应当注重总结群众的新创造、新经验。通过科学概括，将群众的新创造、新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必须看到，在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各地各行各业都有许多新生事物需要总结、倡导和发扬，也有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探索和解决。对各级领导者来说，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入下去，发现、探索、引导、总结群众的发明和创造。要真正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怕什么，要求什么，反对什么，从中对照自己的想法哪些符合群众的心愿，哪些不符合群众的心愿，哪些符合群众的创造，哪些落后于群众的实践，以使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思路更加贴近群众，更加符合实际。还要亲自参加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和群众一起研究，一起操作，一起创造，一起总结，收获会更大，感受会更深。
善于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客观世界瞬息万变，外地的新事物、新思想、新管理、新技术层出不穷，善于借鉴别人的经验，开阔自己的眼界，启迪自己的思路，对于转变、更新思想观念大有裨益。黑龙江省大庆市委、市政府针对1999年以来原油产量下降和加快发展的双重压力，号召全市干部群众学习浙闽，解读温州。通过在全市开展“学浙闽、找差距、快发展”的大讨论，引导干部群众深入思考：“大庆与温州的差距到底在哪里？温州经验、温州精神的本质是什么？大庆人应该向温州学什么？”通过学习讨论，大家认识到，温州没有大资源却搞成大产业，没有大商品却搞成大市场，没有大企业却培育出一批世界“单打冠军”，而大庆有优势发挥不够，有条件利用不够，有潜力挖掘不够。与温州相比，大庆缺的是自主创业的激情、勇闯市场的观念、迎难而上的锐气。只要学习发扬温州人的精神，充分发挥大庆的石油、石化产业优势，大庆品牌和高新区的技术优势，挖掘潜在优势，增强创新优势，完全能实现快发展、更大的发展。不激不发，不学不聪，不破不立，观念一变思路宽。学习借鉴温州经验，大庆人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快发展石油减产后的接续产业，走出了世界上许多城市“因油而兴，因油而衰”的怪圈，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几年，该市经济仍保持以8%以上的速度增长。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其中地方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402%。
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做法，有一个自觉性高与不高、力度大与不大、方法对与不对的问题，并因而产生效果大小不一的差异。有的地方虽然也去人家那里看了实情、听了介绍，却没有解决啥问题，枉跑了一趟；有的学到一些好的东西，也见到了效果，但成效并不显著；有的则不但学习了别人的经验，更创造了新的经验，后来居上，跃到了领先的位置。可见，学习他人的经验，还需要解决真学还是假学、会学不会学的问题。要真正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必须抱有渴望学习、虚心学习的积极态度；注意带上自己的问题，到先进地区、单位寻求解决的答案；实行外地经验与自己的实际相结合，举一反三，取得最佳效果。总之，各级领导者应当重视扩大对外交流，抽出必要的时间，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不仅要学习借鉴国内的好经验，还要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这对于开阔眼界、更新观念、加快发展，大有好处。
严于自省。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说的是经常反省自己，才能不断克服缺点，求得长进。转变思想观念也是如此。只有经常查找自己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弱点、问题，才能增强紧迫感，促进思想观念的更新。“知耻者近乎勇”。不怕有差距，怕的是认识不到差距。知道了自身的不足，才能弥补不足。一旦认识了差距，找到了缩短差距的方法，就能迎头赶上。改革开放初期，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在温州非常流行，“假冒伪劣”几乎成了温州的代名词，可谓家喻户晓。客商谈温州色变，顾客听温州摇头，全国不少商场以“本店不售温州货”招徕顾客，各种交易会上出现“温州货免谈”的横幅。对此，温州人痛定思痛，革面洗心，他们说：“人要脸，树要皮，名声是第一财富。”在吃尽假冒伪劣苦头之后，温州人真正懂得了“诚信”二字的极端重要性，懂得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质量是温州的生命”，“质量优，则温州兴；质量劣，则温州衰”。观念问题解决了，全市开展了打造“信誉温州”和“质量兴市”的行动，经过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诚信被大力推崇，假冒伪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到1995年，就创立了2个全国名牌，20个省级名牌。全市重点考核的工业产品检验合格率达912%，出口产品检验合格率达988%，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9个产品获得了世界发明奖。今天，“诚信”这个最大最重要的品牌又回到了温州人的身上。
“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差距、问题和成绩、优点一样，都是客观存在。自己不讲，别人、特别是群众也是清楚的，掩耳盗铃，只能自欺欺人；自己主动讲，查找原因和表现，可以促人猛醒，奋起直追。领导者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引导并与干部群众一起不断地揭露、解决工作中的差距和问题，坚持“两分法”，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不断前进。这是一种非常科学、有效的领导方法。2003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结合本市实际，用3个月的时间，在全市上下深入开展以“面对新形势，柳州怎么办？自己怎么办？”为主题的解放思想再教育活动，动员全市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实现生产力的大解放。市领导同志在动员大会上带头揭露矛盾、找差距。改革开放之初，柳州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在全区乃至全国同等城市前列，曾拥有“柳工”、“五菱”、“两面针”、“金嗓子”、“双马”、“都乐”等全国著名企业和品牌。但是，后来解放思想的步伐放慢了，人们的观念落后了，创业的环境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而拉大了与全国同等城市的差距。讲来讲去，这些都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市里领导同志认为，必须承认差距，但不甘心落后，要从差距中感受压力，寻找机遇，以促进柳州跨越式发展。在市委的精心组织下，经过一番教育发动，全市上上下下形成了解放思想找差距、同心同德谋发展的可喜局面，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2003年，完成GDP328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居全区第一；财政收入582亿元，增长166%。2004年上半年，全市GDP增长17%，财政收入增长1385%，出口创汇增长397%，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96%和141%。
勇于创新。理论创新是观念转变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不断冲破思想牢笼、更新思想观念的历史，也是不断推进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历史。没有突破资本主义传统理论羁绊的理论创新，没有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没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求真务实的邓小平理论，就不会开创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纪之交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又一理论创新的丰碑。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证明，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强大推动力。综观我国所有发展快变化大的地区、行业、单位，都是做的创新的文章，都是勇于创新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经济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态势，苏锡常所属的12个县市全部进入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其中7个进入前10名，而佼佼者为“四小龙”，即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四个县级市，2002年财政收入并肩突破40亿元。苏南的崛起奥妙在创新，创新是苏南发展的灵魂。长期以来，“苏南模式”广为人知，但江苏省的领导同志认为，苏南的经验恰恰是没有模式，因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套路，苏南人的思维也没有定式。当一种制度的潜力还未完全发掘之前，苏南人就已开始寻找新的体制了。苏南人创造了乡镇企业，但当大家群起仿效时，就另辟路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又吸取温州等地的经验，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进行“二次创业”。这样，当局外人还热衷于对苏南模式的探讨与争议时，一个多元化的新苏南已脱颖而出。苏南人创造的是一个“动态苏南”，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模式”。
思想观念是需要不断更新的。实践没有止境，观念更新也没有止境。每一个领导者都应当不断地查找思想观念上有什么问题没有。每工作一段时间，就要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观念，看看哪些是合时宜的，哪些陈旧了，落在后面，并及时加以更新，以使自己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转变再转变，更新再更新，不断地追求事业发展的新目标，创造新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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