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作家写小说，说到底就是拼性格，拼力量。你行或者不行，其实就是看你在那些广泛的敏感区域中，有没有能力去直着写。因为直着写比绕着写要难得多。”——余华
余华曾创作过一篇短篇小说，叫《我胆小如鼠》（该小说发表时名为《我的故事》，见《东海》1996年第9期）。在这篇小说中，余华演绎了一位名叫杨高的胆小男孩，展示了他那苦涩而又无奈的生存际遇和生命情怀。杨高6岁时还不敢和别人说话，到了8岁还不敢一个人睡觉，10岁了还不敢把身体靠在桥栏上。在学校里，杨高不仅饱受男同学欺负，而且女同学也欺负他，甚至连家养的鹅追起来他都害怕，被老师作为“胆小如鼠”这个成语的生动注释。走上工作单位后，在工厂里，他也是因胆小而不断遭受排挤，由车工变成清洁工。与他同时进厂的同学吕前进整天睡觉，还得到了各种好处，而他却什么也没得到。朋友们相聚，他也总是因为胆小而饱受嘲讽和欺辱。他像一张洁白透明的纸，总是畏惧被别人肆意涂鸦，而结果总是谁都可以在上面胡涂乱抹。
这篇小说中的胆小男孩，当然并非余华童年的某种缩影，但也不能完全排斥其中某些潜在的心理构成因素，因为一个显在的事实是，余华的童年确实胆小——虽然不至于“胆小如鼠”，但基本上是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最初的岁月》中，余华曾如此说道：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4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后来，余华的父母在愉快的回忆中也默认了这一事实。他们说，余华和他的哥哥实在是一对美妙的“对立统一”，哥哥华旭天生爱动，常常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只要有谁家的家长来他们家告状，一般情况下“祸首”都是华旭。而余华则恰恰相反，不但听话，而且胆小，几乎从不惹事生非。上幼儿园时，老师有时故意刁难一下这个胆小的男孩，在余华母亲来接他时，将他早上带来的草帽或鞋子不还给他，这时的余华便摆出一副特有的姿势：低头不语，也坚决不走——直到老师将东西交到他手里，他才肯与母亲回家。
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双职工家庭都不可能有多少精力去顾及孩子，因此，对孩子的教育基本上是采取“放养”的方式，何况余华的父母又都是医生，由于手术等工作性质，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对余华两兄弟的管束自然就难有余力了。这种情形，对于哥哥华旭来说，意味着可以尽情地享受童年的自在与狂野；可是对于胆小的余华来说，却只能忍受更多的孤独。
虽然父母总是反复强调，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哥哥一定要带好弟弟，但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转眼之间，哥哥华旭就跟着一群小伙伴不见了踪影，留下余华独自在家中徘徊。有时，余华试图跟在哥哥的后面寸步不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也只是仅仅充当了一个看客而已。尤其是兄弟俩闹矛盾的时候，余华当然更不是哥哥的对手，每逢此时，余华只好使出自己的法宝——在漫长的哭泣中等待父母的到来，然后目睹哥哥遭受一番斥责或是一顿体罚，从而让自己的心理获得某种小小的平衡，满足一下弱者胜利的快意。
对于这一点，余华的哥哥华旭可谓记忆犹深。如今，华旭已是海盐著名的国家级风景区——南北湖风景区中景湾宾馆的总经理，当他回忆起兄弟俩漫长的成长经历时，也曾反复提到弟弟的胆小和“狡猾”，致使他在“兄弟之战”后常常饱尝教训。惟一的一次意外是，他与余华在家里玩乒乓球，不知因何事起了争执。华旭以体力的优势，毫不含糊地教训了一顿余华，没想到胆小的余华这次却奋起反抗，拿起球拍直追哥哥，吓得华旭连滚带爬地冲出了家门，结果还是被余华手中飞出的球拍击中了脑袋。
余华就是这样，在胆小和静默中循规蹈矩地打发着自己的童年。每当自己犯了某个错误，并根据自我判断有可能带来父母的责骂和惩罚时，余华通常的首选方式便是逃跑——跑到一个自认为安全而隐秘的地方，然后等待父母焦急的寻找和反省，使自己获得逃脱的可能。有一段时间，余华认为，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方式。他甚至在房屋之外的麦田深处，巧妙地设立了一个临时的“避难所”。每逢危机时刻，他便独自一人悄悄地在那里躲上半天，然后在父母焦急不安的吆喝声和天色渐暗的傍晚中，走到大人们的视野中。
也正是由于胆小，余华的童年生活，基本上局限在医院、家里以及附近的乡村中。直到8岁上学的那年，余华才被一位同学花言巧语地带到了离家较远的一个村庄。他的同学是去为他的外祖父奔丧的，到了外祖父家之后，自然忘了余华的存在。尤其是当余华提出赶快带他回去时，同学干脆就不理他了。“于是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老人下葬时，我号啕大哭，哭得比谁都要伤心。”虽然后来他还是被同学的表哥送了回来，但对于这次冒险经历，余华每每想起，仍是战栗不已。
然而，胆小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绝对软弱。言行上的胆小怕事，往往会激起内心的丰富和敏感，因为他必须时刻寻求自己最大的人生保护，而在这种不断寻求的过程中，又不自觉地锻炼了他对世事的精细观察，对人物表情的准确判断。同时，作为一种性格上的自我平衡，胆小的人在内心中往往比一般人更加渴望强悍，也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一种弱者胜利的荣耀。
事实上，这种情形在余华的很多小说中都获得了某种不自觉的暗示。像《老师》中的小冬，《黄昏里的男孩》中那个偷苹果的男孩，《空中爆炸》中一群怕老婆的朋友，《为什么没有音乐》中忍受妻子背叛自己的马儿……他们都仿佛是《我胆小如鼠》中杨高的不同翻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承受着因为胆小而引起的软弱，因为软弱而招致的无奈和耻辱，以及面对无奈和耻辱时的艰难的自我消解。这一点，在他的《朋友》中表现得更为彻底。这篇小说通过一场事先张扬的行凶案，将一个人的内心软弱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昆山作为小镇上的一方霸主，看似强悍异常，尤其是当他将征服的对手瞄准怯懦的石刚后，更是张狂不已。可是，随着事件的步步发展，拎着菜刀的昆山，最后终于被石刚手里的一条毛巾打败。这篇小说看起来有点以柔克刚、以无招胜有招的暴力意味，而稍作回味，我们又会发现，它完全是在展示一个人的内心力量，是一颗表面怯懦却真正无所畏惧的心，在愤怒与绝望中对抗另一个貌似强悍的流氓的必然结果。而这种以弱胜强的人生快意，也多多少少折射了余华心灵深处的某种人生理想。
（节选自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华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