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年龄：69 现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
主要著作：《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那是对不读书者的一种箴言。其实开卷未必有益。假如只准读一种书，就像林彪宣称读他编的那本小红书便可穷尽天下真理，实践的结果怎样？不忘那十年语录大战史的读者，想必都有同感。
可见，读书没有自由，或者说读书必须设置种种禁区，硬性宣判此书为香花，彼书乃毒草，对于“开民智”能够起到怎样的效应？也可引用古语，道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由此想到被迫做“牛”的岁月，有一阵天天在“监督劳动”之后，还必须在“牛棚”面壁思过。实在无聊，于是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想被监督组成员当众怒斥：“你的罪行交代完了？居然读马恩全集！”当时惊得我目瞪口呆，始知林彪虽折戟沉沙，他关于学马列只需读小红书的导向依然有效。
不消说，我也因此变得更谨小慎微。作为教书匠，不得不年年给学生开列必读的或参考的书目，却始终限于历史，限于传统公认的经史子集名著。
因而，编辑再三命我给读者开列七八十来本书目，就使我深感困惑。
我早给本系专门史研究生开过52种书目，规定每周速读一种，其意不过是初次入城，必须熟悉街道布局和门牌号码而已。但他们进入各自的专门课题领域，我就听其自然，决不以私见妨碍他们在专门研究中的创新。
不过，我赞成“随便翻翻”，就是说不为功利而乱读书，从中可能大获教益。例如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方悟斯大林主义如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而我曾奉作圭臬的教义，其实是用新名词表述的旧学说，即明清专制君主无不力倡的“道”。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1851年12月2日，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仿照他的伯父拿破仑第一在52年前法历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的先例，发动政变，推翻共和制度，自立为皇帝，称拿破仑第三。次年5月，马克思便在美国发表了这部名著，说明当时法国的历史条件，怎样“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半世纪前我初读它的中译本《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便深感兴味，开始了解历史是怎么回事。书中的历史概括或已“过时”。但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图景描绘得那样精妙，特别是第一、第七两篇的历史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中文版，2003年)
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Morison，1862—1920)，打青年便好冒险，曾徒步穿行中国，于1895年起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用他的笔和舌，对清朝与英日俄美等国关系，发生过重大影响。1912年起他被民国总统袁世凯聘作政治顾问，更深悉中国政坛黑幕。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骆惠敏已将他的书信集整理刊布(1986年上海知识出版社刊有中译本)。但他更直接记叙中国观感与个人卷入中外政治漩涡内情的日记、备忘录等，尚未公表。已故的澳大利亚记者珀尔(Cyril Pearl)，就根据这些第一手史料，著成这部传记，内容或过于琐碎，行文颇近于小说，但对于想了解清末民初政治文化史实相的读者来说，似乎更可由“旁观者清”而获得醒脑效应。
●《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
清末湖南改革派经学家皮锡瑞，在1907年刊行的这部小书，假如没有周予同教授于1928年给它所作注释本的刊印，那末或许早已湮没不彰。较诸同时代的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坚持清代经今文学派的立场，更属正统。他对孔子以来由原始儒学到中世纪经学的历史陈述，自然充斥着党派性的臭味。所幸有超经学的这部注释本，使我们得以窥见中世纪经学史的真实历史概貌。我曾指出经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它的传统体现于学随术变，可由这部注释本得到一证。
●《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导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初版)
20年前为了给人文学科新进提供一部简明近代学术史参考读物，我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进行校注，合成《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初版)。该书早已售罄，而我也没有时间予以修订复印。仅得在韩国高丽大学任教余暇，重订此书，并撰导读，又列全书提要，成为本书。我希望读者认同这个校订本更接近历史原貌。
●《阿Q正传》(原载北京《晨报》，后收入《呐喊》，今之版本不计其数)
用不着重提鲁迅这篇小说对于“五四”时代人们反思“国民性”的巨大影响。我初读载于《呐喊》的这篇小说，还是初中学生，但觉有趣而大笑。随年稍长而在大学中险些沦为右派，再读就笑不出来了。而后见鲁迅自述，谓他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禁茅塞顿开，原来由清代以来文化传统造成的国民性，底蕴竟在这八个字。因此，如当做现代史来读，也许另有体认。
●《中国：传统与变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2002年版)
美国费正清(J.K.Fairbank)、赖世和(E.O.Reischauer)合著的这部中国通史，影响不及费正清《美国与中国》那么大，却是费正清生前(他卒于1991年)增补完成的史著。当时他年逾八旬，仍力疾将本书末章续补到1987年。尽管此章结语关于中国革命的展望，在他身后遭到余英时等的非议，然而我还是欣赏题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章及其前一章“中华民国的兴衰”，以为中译文仅十万字，便陈述了民国与共和国两大段凡76年的现代史，而且取材宏富，叙史翔实，分析精细，要言不烦，堪称难得的“他山之玉”。
●《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复旦大学出版社，已出四辑24种，2002－2005)
这其实是一套人文学科丛书，收入海内外24位学者的论著选集，人各一种，每种限收十篇，因而书名均冠以“十讲”、“十论”。编者所称名家精讲，未必名实尽符。但四辑所选的人和文，就各个专题所属领域而言，基本上可说实至名归。由于其中列有拙著《中国经学史十讲》，在此介绍，颇有王婆卖瓜之嫌。但我通读了其中大半，所读每种都令我眼界大开，从而叹息“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读者不妨各取所需，浏览其中一二种。
●《戊戌变法史事考》(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1月)
茅海建的这部新著，让我穷二日夜方释卷，不禁叹曰：百年前那100天发生了什么事，总算清楚了！有一阵，我讨论晚清“自改革”的思潮史，但面对思潮的终结，即戊戌百日维新的变法过程，常感困惑，不是因为研究成果太少，而是太多，多得令我只好坦承“你愈说我愈糊涂”。不想茅教授竟耗时5年，遍查北京、台北、东京和伦敦的中外档案，逐日细考，从矛盾的陈述中间，将戊戌百日变法的史实，清理得如此清楚，足解我惑。当然，历史考证很难吸引读者，但戊戌维新史既已进入各级历史教科书，那末想于史有知，似应注意此书。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4月)
葛兆光近年在两岸三地各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到处受欢迎。我曾戏言他善于“哄小孩”，居然能够吸引那么多门外学子听他“讲古”。这部新著，汇编了他在清华、台大等校的讲课录整理稿，便证明他对于古往今来的思想历史，不仅了然在胸，尤能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既令外行入彀，也使内行点头。连引言、附说，全书16篇，既连贯又分立，虽断续阅读，也可得开卷之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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