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时代人物周报》封面

    名人出书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是名人，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名人，他们是卸任的国家领导人，中国的方向曾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2003年12月，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记述中国十年教育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2004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李岚清音乐笔谈》；同样具有史料记载意义的《众志绘图志——李鹏三峡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张震回忆录》等也纷纷在2003年到2004年间面世、再版。

    2005年1月，已过世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丕显的第四本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面向全国发行，一个月内即再次开机印刷。

    遥想十年前的8月23日，陈丕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正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而如今另一本回忆录也将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黄建章满心期待地说：“《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仅仅是陈老在上海23年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所以，下一本书将会更加完整，记载了他这23年的工作和生活。可惜现在稿子还没拿到，所以何时出版难说。”届时，陈丕显的早期著作《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苏中解放区十年》、《历史的转折在湖北》将和这两本回忆录一起制成《陈丕显回忆录》系列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小平大传》的作者杨炳章说：“以往，国家领导人写的歌颂长征、革命战斗历史的书籍较多，诸如《长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类。后来也出现过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但还比较片面。而写出高层政治决策特性的，应从薄一波出书开始。”

    1980年代中期，曾让大批读者印象深刻的正是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与李维汉的《回忆与思考》。在一些党史学家眼中，这两本书的出版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其读者群绝大多数是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党史研究政治发展的专家学者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建华博士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5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传统，就是退休的高级政治家写传记，在这方面唯一例外的是部队的一些高级将领，他们退下来以后写了系列的回忆录。但是有一个缺憾，很多精彩回忆的片断全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以后的个人工作经历和一些重要事件的回忆都少，缺少一个退下来的高官以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考来反映一些具体、重大的事件和场景的语言系统。还好这个语言系统开始有了。”

    这个“语言系统”所指的正是李鹏、李岚清、钱其琛、张震等卸任高层近两年间所出的书籍，作者以“无官之人评述重大社会政治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自我的个性化，“它是一种非政治诉求，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的这么一种传记”，所以读者群不同于以往，更多的是老百姓。

    “国外卸任高层出书往往出于经济利益。”杨炳章说。确实，美国的卸任高官往往前脚踏出白宫，后脚就进了出版社，因为对他们来讲，一旦卸任就要面临再就业的问题。写回忆录就成了最快捷的赚钱方式，另外巡回演说也能带来不菲的收入。典型的当属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希拉里的《活着的历史》一路畅销，除了出版社预付给她810万美元高额稿酬，今后还可以稳拿版税。克林顿因《我的生活》而拿到的预付稿酬约在1000万到1200万美元之间，版税另计。最保守的估计，仅稿酬一项，《我的生活》便可为克林顿带来至少2000万美元的收入。

    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写书并非以此为目的，至少到目前还不是，在“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因将《外交十记》的70万元稿费捐给外交学院，而被授以“最佳示范奖”。

    “前国家领导人纷纷出书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无疑是件好事。它使历史事件更真切了，某些领域上虽还有局限，但是相比过去更开放了。”杨炳章说。另外这股出书热潮中，个人化色彩越来越强，除了讲述个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经历，还开始出现以非公职身份写作的作品，最典型的是《李岚清音乐笔谈》，“很有个人特色，表达了个人爱好，这也与他分管了十年教育，对美育十分重视有关”，杨炳章评论道，“《李鹏三峡日记》、钱其琛的《外交十记》个人写作的痕迹也很强。”

    但不是每个高官都对此感兴趣，前总理朱镕基曾说过，看书是他最好的消遣，但不看别人写他的传记，因为那都是东拼西抄拿去卖钱的。他还曾表示，自己不会写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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