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晋锋
屠岸：1923生于江苏常州，笔名叔牟，本名蒋壁厚。1946年肄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干部，华东地区文化部副科长，《戏剧报》编辑、编辑部主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及副总编、总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译著《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合译）、《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迷人的春光——英国抒情诗选》（合译）、《济慈诗选》、《英美儿童诗精品选》、《约翰王》等。
坐在阳光里的屠岸先生脸上没有丝毫忧郁症的影子，然而他却抬手指点记者，窗上的顶栏就是他自杀未遂的现场。
初版的屠岸的代表译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窗外不知是谁家夸张地养了十几只猫，连伟嘉猫粮都是成桶地买了来堆在墙根，猫先生和猫小姐们懒懒地踱着步或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坪上晒太阳，空气里洋溢着太平盛世才有的慵懒与富足。
屠先生与这些猫们比邻而居，阳光从窗外涌到他的身上，更加衬得他目光明亮、面色从容，没有一丝一毫忧郁症的影子。他一直端然地含着柔和的微笑，却指了指窗子的顶栏，告诉我那曾经是他自杀未遂的现场。
我们聊到他翻译过的那些儿童诗，于是顺而聊到童心与对人类的爱。我们都相信人首先只有爱自己，才能爱别人。可是痛苦到要去自杀是因为丧失了爱自己的能力吧？
先生道：精神虐待的痛苦远远超过了皮肉之苦，那时候我要抛弃自己，是为了抛弃痛苦，想到死神我有甜蜜的感觉，其实也是爱自己，只是我不能抛下我的孩子。
胡风鼓励下出版《十四行诗》
1950年初，我在上海文艺处编一个《戏曲报》，要找一些文化名人来谈戏曲。我去找胡风约稿，但他不肯写，因为他不看京剧，支持新戏剧。他反过来问我在干什么？
我说我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翻译它也是为了纪念我的一位患肺病去世的好朋友。
胡风问我翻译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之后打算拿到哪儿出版，我说：“不能出版，它的内容与革命时代不合，只能作为一个文献放在那儿。”他说：“你这个观点不对，莎士比亚的诗歌是影响人类灵魂的，对今天和明天的读者都有影响。”他的话鼓励了我，十月份的时候，这本诗集翻译完成了，一些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很有名的教授看到了都非常鼓励我，只是有个叫方平的人对我提出批评，他写文章寄给《翻译通报》，语气很严肃地批评我的错误。主编把他的信转寄给我，问我这个文章到底好不好，能不能发表。
我那时刚刚出道，一看批评信就很紧张，想办法和方平通信说：“你的文章不要在刊物上发表行吗？我的书马上就要出版了，把你的信附在我的书后面好吗？”方平说：“不行！我写出来就是要公开发表的，不是写给你的。”我说你的批评大部分都对了，但有两三个地方错了，你最好把它们删除。
结果发表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就是他批评得全对，有人说：“你真傻，干吗要让他改过来？你可以借此反驳他，说你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但我没有那么做。后来，我和方平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巧合的是，这本《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再版的时候，他又成为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反右”运动时患上忧郁症
大鸣大放的时候我发表了反对“外行领导内行”的意见，加上我自曝1945年时我曾经在一个文艺晚会上朗诵过胡风分子绿原的诗歌，结果我非常敬重的一位同志在全剧协的会上宣布：“想不到屠岸这么多问题。”后来我被保护过关，下放到离北京不远的一个郊区当乡党委副书记，每天的劳动强度都比较大，对于我这种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体力劳动是很好的锻炼，但我在心理上承受不了那种随时可能会被调回北京挨批的压力。
记得上大学到一半的时候，我生了肺病。当时大家对肺病都有点谈虎色变，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最好的朋友和我母亲的妹妹都是生肺病死的。而我活过来了，一个原因是，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她知道我病重后，就对我说：“我是属于你的了！”但更重要的是，我有信仰的支撑——我在发现肺病之前参加了共产党，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全部都交给党和民族了。
可是，这个信仰在反右时破灭了，我成了“反党”的，当时打了好多右派，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反党的。我想不通了，内心焦虑、茫然……惟一的安慰是未来一定能够解释清楚，但未来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
那时我肺病复发，医生给我开了假条，让我在家休息，有半年的时间我惶惶不可终日，经常睡不着觉，吃完安眠药之后才能睡一到两个小时，内心慌乱、完全不能静下心来，讲话讲着讲着就发愣。但我外出的时候都掩饰得很好，除了我爱人之外，谁也不知道我患忧郁症的事情。
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才发现得忧郁症的人多得不得了，病友们见了面就互相询问对方这段时间睡眠如何。那时忧郁症还叫“神经官能症”，安眠药的名字叫“利眠宁”。医生对我说：“你的情绪要平稳，有些事情不要去想。”他说得对，但要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我的妻子是非常好的妻子，她想尽各种办法安慰我，后来她看我过于紧张就去找党支部书记，问会不会把我定成右派，书记说：“你回去跟屠岸讲，屠岸是个好同志！有错改了就好，不要紧张。”书记的话给我吃了定心丸，我的情绪平静了几天，但是想到还有一些好朋友和同事被开除公职或者送去北大荒劳改，慢慢地我又陷入忧郁症中去了。
“文革”中，脖子都已伸进绳套
“文革”中，我再次患上忧郁症，并且有一度不想活了。
我本来是共产党员，怎么会突然变成三反分子呢？我在牛棚里待了两年半，每天都要早请示晚汇报，汇报我今天背了多少毛泽东著作，另外还要写思想汇报，写的时候还用蓝印纸复印下来留个底，不然将来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写下的都是些违心的话，我得说自己错了，毛主席说过一句话：“有的人做事情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可能不好。”我就是用这个来说服自己承认我错了。
当年我们那间牛棚里住了好多人，我和贺敬之、张颖（他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住在一间屋子里，凤子住在我们的隔壁。但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问思想情况，两个人窃窃私语是千万不行的，因为其他人会向上汇报——写思想汇报不光要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汇报看到的情况。
有时我看到有些人神态不对，也不敢问，惟有周末才能回到家中和妻子交流。
我很佩服我的一个同事戴不凡，他和我一样都是《戏剧报》的常务编委，他学问很好，是戏剧学方面的专家。他和我的命运差不多，比我还多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我们曾经睡在一个通铺上，一到晚上他倒头便睡，鼾声如雷，让我非常羡慕，也被他的鼾声吵得更加睡不着。
到了1967年情况最严重的时候，我不想活了：跳楼吧，形象不好；投水呢，冬天护城河的水太浅……最终我选择了上吊。绳子挂起来了，我已经把脖子伸到绳套里试了试，但我最终没有死，因为我看到我四岁的女儿、我最宠爱的小女儿她看着我，她不知道我是在寻死觅活，她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依恋，我感到她很爱我，我不能走，不能让她当孤儿。
那时候你若自杀，不会有人同情你，只会给你最大的责难，因为你自杀是自绝于民。我也怕死，但我遭受的精神侮辱太厉害了，人格全部扫地。那时，死亡对于我来说是亲切的、甜蜜的，我想要去追求它。可是看到女儿的时候，我想我不能去追逐甜蜜，我还要继续忍受苦难。
1968年之后，看到被关进牛棚的人铺天盖地，我想：关牛棚也不过如此吧！便也能睡得着觉了，睡不着的时候就背诵杜甫、李商隐或者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
始终没有走出那片阴影
1968年的一天，我在文联大楼（也就是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吃饭，突然听到很闷的一个声响，外面嚷嚷起来，人群都围了上去。我也跑过去看，原来是一个作家协会新吸收来的干部跳楼了，他姓朱，还是一个烈士的儿子，那一天作家协会的人在四层批斗了他，结束之后他从五楼的厕所里跳了下来，没有流血，但内脏全部破裂，送到医院之后很快就宣布死亡。
他被斗的原因是他在一本毛主席诗词上做了批注，结果被人揭发了。大字报把他的批注都公布了出来，其实他的批注都是对毛主席诗词的称赞，只是说其中有两首平平，没有警句，并没有说毛主席坏话。批斗完之后有人对他说：“你等着，马上就把你送公安局去。”他想不开，就从楼上跳了下来。
那时，常常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怎么办？只能忍受，咬紧牙关忍受。我的妻子说：“将来总有见天日的一天，来救我们的人不会是别人，是毛主席。”我是在1969年4月15日被落实政策的，首先做自我检讨，然后再接受批判，最后宣判：“你还是可救的，可以与群众一起学习，做群众让你做的事情。”听到这句话，我想：总算有这么一天了。心中有一种舒解和喜悦的感情，也有一丝悲凉……
前几年，妻子去世之后我又一度陷入忧郁症中去，不过我基本上还算开朗，晚上也睡得着，但政治运动给我心里留下的阴影，我始终都没有完全走出来，甚至到现在还会做噩梦，梦见在迷宫里找不着出路、考试不及格或者欠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