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题：学习穆青   《穆青文集》连载

　　到灾区淘金去

    １９６５年１２月的一天，一列由北京开往郑州的火车终于驶入中原境内，一位乘客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车窗。一片片土地从他面前退去，又一片片土地朝他飞来，他感觉胸口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往上翻，静静的，一行泪水落下……
他是穆青。

    这是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时辰。２８年前，在硝烟弥漫的抗日烽火中，他揣着一个少年的热情从这片土地上出发，走上了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革命道路。１６年前，在南下途中，他怀着一个战地记者的豪迈，重踏这片土地，目睹了它冲破黑夜的新生。今天，当他以４４岁的中年，再次投入这片如父亲般厚重、母亲般深情的故乡的土地，他会看到什么呢？

    车窗外，飞速闪过的原野是灰蒙蒙的，寒冬中那星星点点瘦小的庄稼苗像一根根枯草，时隐时现的小村庄如同蜷缩在寒风中的老人，没有一点生气。穆青紧缩着眉头陷入深思。

    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５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初见成效，中国的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复苏时期。这时，作为负责国内报道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脑子里思考的还是他的主旋律，那就是如何发掘出蕴含于人民之中那种打不垮、压不倒的英雄精神，把这种精神通过新华社的稿子，播撒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这也是他此行所思所想所盼。

1966年，穆青在河南农村。

    这次行程他本来是去西安，总社不久将在那里召开分社会议，讨论下一步报道计划。为了能先找到一个突破口，他决定绕道河南。他熟悉自己的故乡，这片土地历史上就是一个饱受“水、旱、蝗、汤汤，指汤恩伯，中原国民党军队司令。”灾难的地方，大跃进又是全国的“重灾区”。常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他盼望能在这里找到他心中的英雄。

    穆青把目光从窗外拉回来，对面坐着的是与他同行的记者冯健。

    冯健原名樊煦义，生于河南新野县。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位著名的小学教师，他自幼受到父亲良好的教育。１９４４年，１９岁的冯健从家乡跋山涉水数千里到达山城重庆，考上了中央大学政治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于１９４８年春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共产党组织在南京处于地下状态，入党时他改名冯健，寓意“锋剑”。大学毕业前夕，他受南京地下党组织派遣，前往安徽采石矶镇中学教书，以开辟党的工作。不料，国民党南京政府于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９日授权中央社发布通缉令及通缉名单，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樊煦义”的名字被列入通缉名单，他不得不连夜乘北上的火车离开小镇，经河南开封转辗到了豫西解放区。４４年之后，他曾写过一篇散文《我怨过月光》，记下了他在这个逃离之夜的心情。

    那晚，我期待着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好躲开鹰犬们的眼睛，却偏偏是朗朗的明月，遍野月色溶溶。我盯着轮盘似的满月，怨它，恨它，咒它助纣为虐，为坏人掌灯笼。但当我凝望月亮四周那淡淡的晕，那淡黄的月色，又好似看到它在流泪。

    冯健在豫西解放区进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被分配到刚创建的新华社开封分社，开始了新闻生涯。次年他南下参加了江西分社和《江西日报》的筹建工作，１９５１年调入新华社中南总分社当了６年多记者，１９５８年进入总社国内部。他曾参加了震惊全国的１９５４年长江特大洪汛的防汛报道，日夜奔波在百里防洪堤上，他采写的通讯《英雄搏斗一百天》，记录了武汉人民在这场防汛斗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那年，他被评为武汉市防汛抗洪的二等功臣。他曾参加过我国第一批采访大庆的记者团，在零下４０摄氏度的气温下，和同事们身穿为油田工人特制的“四十八条杠”的棉袄棉裤，外面再套上羊皮大衣，奔波到野外作业的钻井台采访，写出了长篇通讯《永不卷刃的尖刀》。

    厚重的激情、理性的思考、严谨精细的作风，是冯健作品的鲜明特质。多年之后他结集的《冯健通讯选》《管窥集》《一斑集》，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眼下，时年４０岁的冯健望着列车外飞闪而过的故乡土地，同样心绪难平……

    河南分社会议室坐了一屋子记者，穆青高兴地与大家见面。这是他的老习惯，他最喜欢听第一线的记者们谈基层的情况。大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

    会场的一角坐着一个３７岁的记者，从头至尾一言未发。　

    他叫周原。穆青对他很了解。他是河南偃师县人，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名门大户，祖父乔竹坡是当地一位著名的教师，与抗日英雄吉鸿昌为至交，日本鬼子进城的前一天，他不愿当亡国奴，含恨自缢。周原的父亲乔秋远是北大的学生，上世纪３０年代曾任河南《民国日报》主笔，后赴延安参加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任特派记者，１９４２年５月赴太行山随左权的部队采访时，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时年３６岁。

    周原１６岁那年夏天，以皮定均为司令的八路军豫西支队挺进中原。八路军进村后，宣传抗日救国，周原看见自己的队伍，挤过人群，一直扑到演讲人身上大声哭喊：“我要跟你走！我要跟你走！”演讲者问了周原的姓名，几天后，皮定均派人把他接到解放区，周原从此以革命部队为家。１９４５年周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７年他到开封做地下工作，１９４８年开封解放后，组织上派他当区委书记，周原却选择了新闻工作，成为新华社开封分社的一名记者，时年２０岁。

    １９５２年，周原结束随军南下的采访任务回到北京，组织上安排他留在总社做记者，可他不安心。他想，当记者就应该到基层去，只有在那里才能采集到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新闻。他向组织申请：“我热切向往基层的新事物、新空气。”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恳求，１９５６年他携妻带子回到河南分社。一头扎进了建国以后我国第一个大型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报道中。　

    周原是一个一接触生活就会迸出火花的人。进入采访后，他很快发现了问题。当时工程还没有正式动工，先是在离工地２０多里以外的地方建一座城市，浪费现象惊人。他坐不住了，一连给中央写了三篇内参，反映问题。他在内参中尖锐地指出：“铺张浪费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恶果。”

    被触及的有关当权者暴怒。

    这一年反“右”斗争开始。周原遭到报复。一顶“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横天飞来，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接受批判。　

    性情刚烈的周原，不甘受辱，举刀断指，写下“血书”，表达对革命的忠诚。

    他招致更为惨烈的批斗。

    当时的河南分社领导胡敏如见此情景，深为悲悯，偷偷托人把他送到林县县委书记杨贵那里，杨贵又把他送到了一个山村的农民家里，终是九死一生。    

    很多年后，周原曾自述那时的心境：

    一腔愤怒，在人的身上造成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无理的迫害，只能使弱者躺倒。能在遭难时站立起来，才是生活的强者。只要自己不放弃努力，什么也剥夺不了生活本身的力量。

１９６２年春节前，随着政治形势变化，周原成为“摘帽右派”，回到新华社河南分社，恢复了记者工作。

    他对生活依然保持着特别的嗅觉系统，只要投入其中，就能感觉到时代的脉搏。

    这年春天，在河南一次会议上，他听了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来贺的发言，立刻意识到那里有新闻。他奔赴刘庄，采访了一个星期，写出了通讯《刘庄的道路》。这是一篇歌颂刘庄人大公无私，在国家最困难时期将余粮余棉自觉卖给国家，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稿子。这种国家有难、百姓尽责的爱国主义典型，紧紧扣住了时代的主题。《人民日报》配发社论在头版头条刊用。

    这是周原从农村改造后回到分社的第一篇作品；而更重要的是，这是刘庄第一次走向全国，后来刘庄成了名扬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史来贺的名字从那时起响遍全国，成为优秀共产党员典范。

    其后，他和冯健一起采写的另一新闻名篇《管得宽》，被选进中小学教材。

    这样一个优秀的记者，理当是分社的宝贝。但是处于 “左”倾思潮统治的年代，在某些领导眼里，“摘帽右派”仍然是右派，属于另类。所以在与穆青见面的座谈会上，他事先没有被安排发言。

    穆青一直佩服这条硬汉子，喜欢他性格率直，特别欣赏他深入群众、善于在基层采访的本事。他向他发问：

    “周原，你为什么一言不发？”

    “没有指定我发言。”周原实话实说。

    “你谈吧。”穆青口气不容置疑。

    周原心头一震：也有不嫌弃“摘帽右派”的领导？

    接下来，他把自己近期在豫北原阳、延津、封丘等灾区采访７个月的情况，倒了个底朝天。他说：“灾区的确困难重重，但也有积极因素，关键在于地县两级领导只看到消极面，有的甚至放弃领导。”

    他讲了一个故事：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工作人员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提一兜自己种的粮食来这里坐坐，心里也舒坦些。　

    穆青听着听着激动起来。周原谈的与他想的正在一个点上。他插话：“在河南当记者，不去灾区采访，就不是一个好记者！”他以否定的形式对周原做出肯定。

    第二天，穆青一行去了西安。临走他让分社领导给周原留下话，叫他先到豫东灾区摸摸情况，物色几个采访线索，１０天后他们回来听取汇报。

    周原的心热了。８年右派，黑锅压身，受尽屈辱，谁愿沾他的边？而今穆青不单沾了他的边，而且信任他，给他压担子。一个人在逆境中遇到的知遇之恩是难以忘怀的，几十年之后，已是七十多岁的周原，谈及当年这一幕往事依然泪眼婆娑：

    我感激穆青。在感情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
    
    穆青一生很少给人做锦上添花的事，他做的更多的就是这种雪天送炭。这是他的情感，更是他的品格。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对他有不同意见者，对此，都绝无二话。

    周原在穆青走后的当天就直奔豫东灾区。

    穆青为什么选定豫东灾区？或许他是被周原讲的灾区人民的那种闪光点所触动，或许是因为他对豫东灾区——自己家乡的苦难有所了解；或许他早有考虑，但无论如何，这看似不经意的决定，已经蕴藏着发现。

    豫东是河南重中之重的灾区。这里有历史遗留下的三害：内涝、风沙、盐碱。自南宋以来，横穿豫东的黄河屡屡决口，十年九灾。旱时禾苗枯焦，涝时平地行舟。起伏的沙丘连绵无际，寸草难生，酷似戈壁沙漠。盐碱滩里则是“风吹白云起，六月遍地雪”，夜里走路不用打灯笼。

    穆青了解豫东人民的苦难，更知道豫东人民身上那股子百折不挠的顽强。他坚信，在豫东灾区一定有比灾情更强硬的东西！

    豫东对于周原是陌生的，他还没来过这一带。他坐上长途汽车第一站到达杞县。县里正在开公社三级书记会议，县委书记不谈，说晚上要看戏，没空，派了个水利局局长来应付。一无所获，周原着急，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跑到汽车站，在小食摊上刚吃了一碗元宵，只见一辆车子正要开，他“噌”地跳了上去。

    车开出去好远，他才问：“这车是去哪儿？”

    售票员奇怪地扫了他一眼，冷冷地回答：“兰考。”

    “兰考就兰考，反正还在豫东圈里。”周原想着，心里踏实了。

    他掏出空白介绍信，在颠簸的车厢里，一笔一画填写起来。　

    车到兰考，周原摸到县委大院，迎面碰上县里新闻干事刘俊生。

    刘俊生把周原领到办公室。

    周原说明来意：“我们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同志，想写一篇改变灾区面貌的报道，他让我先探探路，打个前站，摸摸线索……”

    刘俊生抢过话头就说：“兰考开展除‘三害’斗争，把俺们县委书记都活活累死了！”

    周原一愣，忙问：“谁？”

    “焦裕禄！”

    说着，刘俊生从床底下抱出了一堆破棉鞋、破袜子、破衣服，旁边还有一张破藤椅。这些都是焦裕禄的遗物。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字条：“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是焦裕禄临终前准备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内容他还没有来得及动笔。

    接下去的日子，周原哭肿了眼睛。

    刘俊生孩子般呜呜地哭诉；县长张钦礼抹着泪珠子一口气２０多个小时的回忆，一一让他痛断肝肠。他没有想到自己随意乘车来到的兰考，竟有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共产党人！

    为了证实这一切都是真的，他拉着张钦礼去了张庄，他要从这个县长身上做最后的验证。张庄是张钦礼蹲过的点，在点上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为人，从而便能推断出他所说的一切是否可以相信。

    走到张庄村口，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大娘，我来看您。”张钦礼招呼道。

    “哎，听声音像是张县长吧？”老人颤巍巍地伸出手。“老张，你走近点，我想摸摸你的脸，瘦了……”

    县长伏下身子，像儿子贴在母亲的怀里。

    周原胸口发热。

    中午吃饭，桌上摆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周原心里一凉。

    这时，张钦礼进屋，看见鸡汤，色变，命人端下。可是谁也不吭声，只见在场的五位老贫农哗哗地淌眼泪。

    周原问：“你们咋了？”

    原来这碗鸡汤有来由。

    一位老人抹着眼泪说：“张县长在俺这里蹲点，和俺们一起封沙丘。吃‘派饭’时，没有吃的，那时家家都在外面要饭，他就顿顿和俺们一起吃那要来的‘百家饭’。他走后，俺们大哭一场，发誓等生活好转了，一定要煮只老母鸡给县长补补身子。可他……”

    周原心里酸酸的，他踏实了。

    １２天之后，周原回到郑州。穆青一行刚好从西安回来。一见面，穆青就从周原的眼睛里知道：灾区有金。

    不过，他们的时间表至少晚了一年。他们刚刚得知，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过由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张应先、鲁保国等人写的焦裕禄的人物通讯。《河南日报》转载了这个通讯，还配发了社论。

    穆青找来那份《河南日报》读了一遍，挥挥手：“计划不变！”

    翌日，省委派出一辆北京吉普，分社领导与穆青等人同行。上车前，那位领导不想让“摘帽右派”参加，瞅着周原说：“他去干什么？车子坐不下。”穆青不悦，接话：“我汇报还没听完呢。你坐前排，我们几个在后面挤挤。”结果后座上挤了穆青、冯健、杨居人、周原四条汉子。车子开动了，穆青再一次发话：“咱们这个采访组，秘书长是周原。在哪些县停，每个县停留多长时间，不在哪儿停，统统由周原统一安排。”

    车子在寒风料峭的中原大地上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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