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题：学习穆青   《穆青文集》连载

    精神营养品不能搞“瓜菜代”

    三年困难之后的中国，像一个伤了元气的病人，被一种透彻心骨的苍凉笼罩着。

    物质依旧极度贫乏，然而比物质贫乏更让人茫然的是精神力量的流失。曾是那般高涨的热情跌落了，曾是那般火热的生活熄灭了，曾是那般美好的梦想坍塌了，人们的心凉了。还有什么比让一个人、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的光芒更为哀伤？！

    穆青沉郁着。他深切地体味到这种哀伤。然而，仅仅哀伤是没有用的。哀伤之后，他心中沉淀下的更多的是责任，是对党、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无法放弃的忧患意识。如何寻找一种精神的光芒，让这种光芒在全民族燃烧，帮助党团结人民、战胜困难，成为穆青这一时期大脑思维的全部指向。

    他在新华社国内部的会议上提出两句话：一句是“要打大老虎”；一句是“精神营养品不能搞‘瓜菜代’”。他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分别是，“打大老虎”就是要抓出能深刻反映人民群众不畏困难，越是困难越向前这一主题的典型人物，典型事情；“不搞‘瓜菜代’”就是指越是在物质匮乏、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新华社越是要拿出高水平、高质量的能给人民群众以力量和信心的高级精神营养品，鼓舞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站起来。　

    他说：“我们八百子弟兵弄一年下来的话，能留给全国人民几篇东西就不错。”

    这一时期，新华社参与的第一个重大典型报道是大庆。

    在中国地图上，原来并没有大庆这个地名。１９５９年９月２６日，中国的石油开发者们在黑龙江西北部大草原上一个叫萨尔图的地方第一次发现了工业性油流，此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十周年前夕，这里的建设者们就把这个油田取名为“大庆油田”。

    １９６０年，在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经济合同、撤回苏联专家，使处于困难时期的我国经济雪上加霜的危急时刻，中央支持石油工业部，向松辽地区调集了３万名解放军退伍官兵，开始了艰苦卓绝的石油大会战。到１９６３年，历史上一直依赖进口石油的中国向全世界公开宣告：“石油产品已经基本可以自给”，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这在当时国际上有人试图用石油扼住新中国喉咙的年代，无疑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惊喜！只是，全国人民这时还一点也不知道，是在松辽地区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已经奋战了近四年的大庆人，为此作出了历史性的宝贵贡献。

    １９６３年底，中央决定公开报道大庆油田，由首都主要新闻单位联合组成记者团，１９６４年元旦过后出发，前往大庆采访。这将是大庆油田自开发以来首次向世人亮相。

    １９６３年岁尾的一天，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从彭真那里领受了这项重要报道任务，迅速成立了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人员组成的赴大庆记者团。《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任团长，新华社国内部冯健任记者团临时党支部书记。新华社的文字记者有冯健、袁木、李人怡、罗漩、余志桓、吕新初；摄影记者有袁苓、牛畏予、雪印、王纯德、李基禄、刘军等；《人民日报》记者有王揖、田流、范荣康、胡济邦、陆超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铁云、柯云、邹大昌；《工人日报》有李冀、胡辅臣；《中国青年报》有马鹤青等。

    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２日，记者团离京奔赴大庆。行前，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把新华社参加记者团的成员召集到一起，谈了两点意见：一、要把大庆报道好，首先自身要学好大庆创业者的精神；二、这次报道，采访作风和稿件质量都要“过得硬”。他说，第一次公开报道大庆，必将引起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那里冰天雪地，你们要准备吃点苦，相信你们能完成任务，社里等待你们的好消息。

    穆青没有参加记者团，但的确是等来了记者们的好消息。

    一踏上大庆的土地，一行记者便被震撼了。严冬季节的松嫩大草原天寒地冻，被人称为“白毛风”的暴风雪，裹着密集的雪粒呼啸在旷野上，旷野的温度一般在零下４０摄氏度左右。大庆工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地方，住“干打垒”，吃粗粮，创造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业绩！
两个多月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合作采写的第一批稿件《大庆精神大庆人》《永不卷刃的钢刀》《在岗位上》由大庆传到北京，又从北京传向全中国、全世界，举世震惊！

    大庆的首批报道，给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也使得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大庆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大庆人成了中国人心中的英雄。

    如果说大庆报道是首都新闻界的一场会战，那么大寨报道则是穆青直接指挥下的新华社的一场攻坚战。

    大寨原来是山西省一个先进生产大队（村）。１９６３年遭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灾，地毁房塌。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谢绝了上级给的救济款和物资，带领社员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洪灾，夺取丰收，开始建设一个新大寨。大寨的事迹在当地迅速传开。

    山西分社主持工作的副社长马明立刻派出记者范银怀、冯东书赶到北京，向总社“游说”大寨的情况。国内部农村组的编辑听说他们准备写一篇长通讯，有点拿不准这件事。两人一着急，第二天一上班，径直闯进了穆青的办公室。

    他们敢这样，是因为对穆青并不生疏。早在1958年，范银怀就和穆青打过交道。那时刚从上海调回总社的穆青到山西分社调查，他住在分社客房，没有随行人员，分社派的一辆华沙小轿车他也不要，每天拉着二十岁出头的范银怀，一人骑一辆旧自行车，走街串巷，为分社出了不少好的报道题目，记者按他出的题目采写的稿子，接连上了《人民日报》。

    此时，两个记者相信，他们在穆青这里一定会有收获。

    穆青细心地听了两个记者的汇报后，很快意识到大寨精神的新闻价值。他对两个记者嘱咐：“要着重从政治思想上挖掘主题思想，陈永贵这个人物形象比较难写，要下功夫。”

    记者回到太原后，分社立即行动，派出宋沙荫、范银怀两人赴大寨采访。没几天，他们写出近万字的初稿《大寨之路》。他们到昔阳县委用铅字排印后，打印了两份，一份寄给穆青，一份带回太原交给分社。穆青看了初稿后，感觉大寨的事迹的确令人振奋，但稿子的主题思想不够鲜明突出。他坐不住了，立刻乘飞机赶到太原。他对分社的记者说：“我这次来有两件事，一件是帮助你们总结调查研究经验，一件是帮助你们修改《大寨之路》，后一件是主要的。”

    宋沙荫是这篇稿子的主笔。这时他正发高烧住院卧床，见总社领导前来督战，便什么也不顾了，硬撑着倚在床头改写稿子。穆青要来了有关大寨的全部原始材料，看过之后，对文章的布局、结构、材料的取舍等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并让范银怀通过电话又向昔阳县补充采访了一些重要情节。

    穆青对两个记者说：“１９６４年是‘比、学、赶、帮’年，工业战线有了大庆，农业战线还没有典型，为推动农业战线的比学赶帮运动，一定要把《大寨之路》修改好。”显然，他对这篇稿子抱定了必胜的信心。

    范银怀坐在宋沙荫的病床前，两人逐句逐段修改，一直干到下半夜，拿出了修改稿。

    穆青把《大寨之路》带回北京，又找几个人做了修改，最后征求了朱穆之的意见。

    ２月６日，署名宋沙荫、范银怀的《大寨之路》由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配发了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榜样》的社论，在一版刊用。各大报纸都在显著地位登载。一时轰动全国。

    《大寨之路》发表一个月后，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停在邯郸，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汇报工作。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自力更生建设山区的事迹。毛泽东要看大寨和陈永贵的有关材料，陶鲁笳便当场将登有《大寨之路》的《人民日报》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我先看一看。”

    不久，山西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那两个记者的文章我看了，看来农业要靠大寨。”

    1964年5月，周恩来总理派出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和昔阳调查了20天，回到北京，他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调查报告。周总理在同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认：“大寨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向全党发出学习大寨的号召。它写道：“全国所有社（人民公社）、队（生产队）都要像大寨那样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从此，参观学习大寨的人潮水般涌向大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的一面旗帜。

    穆青再一次感受到战争年代的激情，只是，他现在已经由一个记者成长为一名指挥员。他在指挥了《大寨之路》的同时，还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在全国唱响的好稿子，其中有：《管得宽》《“一厘钱”精神》《洞小风大》《人心齐泰山移》《太行愚公》《九龙江上抗天歌》等等。这些稿子，有不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名篇。

1974年，穆青在山西大寨采访，与陈永贵等人合影。

    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困难时期，恰恰成为新华社出重点稿、出好稿的一个高峰期。这是新华社历史上永远值得骄傲的一章。

    与稿子同时大获丰收的，是一大批优秀记者崭露头角。

    有一位叫李峰的记者，早年在部队上做摄影工作。１９４４年夏天，他随军在同蒲路沿线拍摄下的广大群众为阻击日寇掀翻铁轨的镜头，不断被收入多种摄影作品和历史展览，这幅被题为《人民的力量》的照片，成为抗日战争在人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之一。１９５１年，李峰转业到新华社做文字记者。这个人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敏锐，爱动脑筋，就像后来有人称他的大脑像不停歇的“磨盘”。穆青很欣赏他的这一点，并帮助他不断飞跃。

    １９６２年初，李峰、余辉音到工厂采写了一篇通讯《“一厘钱”精神》，稿子送到穆青手上。穆青看后说：“这稿子很有希望，只是最后一段好像缺点什么东西。”李峰问：“缺什么？”穆青说：“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自己去想去改。”    　

    那时，记者们对从穆青手里过稿之难都深有领教。他曾经说过：“人家都说我门槛高，我就是高。要不，你就不要把稿子送给我。送到我这里，就得高。”记者们虽然发怵，但都服气，他们知道，这样出来的稿子差不了。

    李峰回去冥思苦想，整整憋了三天，突然醒悟到，“一厘钱”精神的实质不仅仅是爱国主义和主人翁思想，它最核心的东西是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穆青说的那个“缺”，缺的就是这个灵魂。

    李峰兴奋地把改写后的稿子，再送穆青。当时穆青正和干部处一位同志谈工作，他中断了谈话，接过稿子看起来，当看完最后一段“一个真理”，他笑了，高兴地站了起来，右手举起稿子大声说：“好！通过了！”

    《“一厘钱”精神》播发后，其反响热烈，出人意料。２０多个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关发出决定或通知，号召学习“一厘钱”精神。几天之内，“一厘钱”精神就成了中央决定的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行动口号。后来，“一厘钱”精神还先后上了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还有地方仍在提出要学习“一厘钱”精神。

    ４０多年后，已成为中国新闻界一代名记者的李峰感慨道：

    倘若穆青定稿时，没有指出那一个“缺”字，倘若他不鼓励或不相信记者会改好原稿，就此放行或“枪毙”，那肯定不会有“一厘钱”精神轰动全国的效应。

    《九龙江上抗天歌》是李峰经穆青的“高门槛”写出的另一篇佳作。

    １９６３年，穆青去福建出差。当时闽南正遭受千年不见的大旱，他偶尔听到当地同志讲到九龙江上抗旱的故事，觉得很感人。因总社有事，传他急回，他没及细问，便启程返京。在火车上，他与延安时的老熟人郭小川不期而遇，俩人兴奋地谈了一路。郭小川时任作家协会副主席，在《人民日报》当特派记者。穆青与他谈起了很多有关新闻的话题，其中谈到刚刚听说的九龙江上抗旱的事。诗人眼睛发亮，立刻说：“我去采访！”

    穆青回到总社没几天，得知郭小川已经跑回福建采访九龙江抗旱的事去了。

    这天，穆青把李峰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了这件事，问他愿不愿意去试试。李峰跃跃欲试，但又感觉郭小川这样的大诗人已经捷足先登，自己再去是不是多余？穆青说：“没关系，去吧，他写他们的，我们写我们的，不用有什么顾虑。”

    李峰匆匆启程，赶往福建九龙江。而这时郭小川已经采访完毕，写完稿子，打道回京。
吴冷西这时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两家关系十分亲密。穆青给吴冷西打电话说：“线索是我提供的，我已派了记者李峰去采访，能不能等几天两家一块发？”

    吴冷西那边十分爽快：“可以。”

    穆青立即让人打电话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李峰。李峰得知后受到鼓舞，但更多的却是压力，甚至近乎一种自卑。心想：他与大诗人写的是同一题材，还要在同一时间发稿，肯定要“献丑”。不过，他又想到：我也不一定全不行。我年轻，能跑，抓现场的东西肯定不会差。
结果九龙江一带２４个山头，李峰跑了２１个；郭小川跑到的，他必去；郭小川没跑到的，他也要去，从而采访到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了抢时间，李峰写一段便往总社发一段。穆青坐镇编辑部，组织了袁木、田林等几个优秀的记者编辑，稿子来一段就编一段，最后再由他改一遍。初稿传到总社的题目是《九龙江上抗旱歌》，李峰一直感觉这个“旱”字太白。有一天，他忽然想到“旱”字可以改成“天”字。一字不同，分出意境高下。于是，立刻雇了一辆自行车，从工地上直奔镇子的邮局，给穆青发了一个电报：

    “穆青，‘九龙江上抗旱歌’请改为‘抗天歌’”。

    稿子在紧张的接力赛跑中终于完成。

    《九龙江上抗天歌》与郭小川的《旱天不旱地》同时发表。《九龙江上抗天歌》以生动的现场描写、明快突出的主题抢尽风头，中央和地方报纸争相刊用。这篇稿子给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又一次带来激励。

穆青20世纪60年代采访照。

    穆青为稿子和人才的双丰收深感振奋，他对人才的培养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一天他找到李峰说：“我已经给值班室打过招呼，你们几个已经在社会上有影响的记者，不要草率署名，要写一篇是一篇，写不好就不要署名。好记者就是要这样才能出来。”

    穆青的苦心没有落空。这一时期，随着新华社一篇又一篇唱响全国的精彩报道，一支优秀的记者队伍也在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读者开始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冯健、袁木、李峰、周原、宋莎荫、谷峰、余辉音……

    一个内心有理想，而又富于感知的人，是会在胜利中有更多的激情和更深的自省，从而更加大步向前的人。困难时期新华社的成功报道，使穆青的精神上发生了一个新的飞跃。１９６３年春天，他去上海分社开会，中间给续磊写了一封信。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路印迹。

    信中写道：
    
    ……

    很久不出京，像小鸟飞出了樊笼，心情简直舒畅极了，一路上青山绿水，春色迷人，连绵数千里的好庄稼，琳琅满目的土特产……又是一片兴旺景象。

    到上海真像到了家，小赵、杨瑛双双去车站上接我，一下车就拉我去文化俱乐部吃西餐，在那里小为和老杨正在等我，晚上又去旅馆一直谈到深夜。

    分社的同志见到我都非常亲热，带着我看这看那，说这是我留下来的，那是我建设的，甚至连办公室的布置还是我当时的老样子。行政人员也是热情得很，他们的副业生产一定要我去尝尝，他们为我专门做了几个菜，不去吃实在过意不去，季群、张风、周永康等一定要和我比乒乓、抓猪。我去的第二天，正赶上分社评奖，叶世涛、杨溥涛等八个人得了奖，一定要我去发奖、讲话。由于感情激动我讲了一个小时，无非是鼓励一番，谁知像点了一把火似的，刚讲完就有许多同志站起来发言表决心，说我们一定不辜负我们的老社长，我们一定忘不了上海分社老的光荣传统。同志们那种真挚的热情和激动的心，使我深受感动。评奖会变成了回忆会，变成了欢迎我的会，也变成了一九六三年准备大干一场的誓师会。真是有意思极了。会后，又照了一个全体像，到十一点多钟才散。

    躺在床上我很久不能入睡，我想分社同志对我的感情，给了我最大的鼓励。我完全有责任、有信心把这支可爱的队伍带好，在党的新闻事业上尽我毕生的精力。

    另一件鼓舞的事情是，李峰、余辉音写的“一厘钱精神”在上海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许多工厂企业把它作为必读文件让全体职工学习，机关干部谈起来也认为很有启发，无疑它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件事对我来说，足以感到鼓舞，不仅是有我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我前一个时期一直所提倡的业务思想。看来，我们的业务方向是正确的，它坚定了我的信心，鼓舞了我的雄心壮志。亲爱的夫人，你知道当一个人的辛勤劳动得到社会上公认，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眼看着产生一些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作用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多么的不能平静啊。作为新华社的一员，眼看着新华社的新闻在群众中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可以想象它给我的鼓励是多么巨大。

    我很后悔前两年为什么那么没有精神，简直是浪费生命。现在请放心，我已经彻底翻过身来了，不仅是身体好了，更重要的是精神振奋了。四十岁的中年大关我总算闯过来了，我相信，我还会像在东北和上海分社的后期那样，朝气蓬勃的，不管在什么岗位上，至少再为党工作三十年。

    ……
    
    现在的穆青像一个登上又一座山峰的攀登者，遥望前方，他渴望着更高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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