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题：学习穆青   《穆青文集》连载

  　港湾

    连续多日，穆青心事重重。

    １９５7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的开展，上海的反右运动也风生水起。“引蛇出洞”，“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等一个个战役在上海的许多单位，特别是新闻单位搞得热火朝天。

    上海分社多次接到上海市委的指示，要求迅速把这场运动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果。

    这是建国以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时期，出于对“反动资产阶级”进行反击而发动的这场运动，在人们还不可能想像到它的结果时，已经声势浩荡，席卷全国。

    穆青沉默着，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的确在想着什么。　

    他想起了１９４2年发生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想起了枣园窑洞前与毛主席在一起的那个下午；不知怎的，他还想起了１９４９年南下途中母亲对他说的话：“乖乖，多帮助人，多成全人……”他感觉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顽强地浮上来，与现实发生的一切抗衡。这是他最痛苦也最冷静的时刻。他默默地清理着这些看过去有些杂乱的思绪，寻找着那条通往内心彼岸的路。

    穆青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党性是他政治生命中具有钢铁般强硬的逻辑。同时他又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的人本主义者，善良、宽厚、重感情。这两种元素在他身上混合着，构成了他的风骨。

    风骨的东西，常常在最关键的时刻显现。

    这一天，穆青主持召开分社编委会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分社绝大多数都是年轻同志，热情高，思想单纯，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对象。”

    由此，会议作出决定，先集中力量完成报道，机关内部的整风会议向后推移。

    １９５７年８月３日，分社在给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报告中说：“总社也曾指示，如果有一些分社没有右派分子或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不严重，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报道，可推迟整风时间。故编委会决定先集中力量完成报道任务，然后在报道任务稍稍缓和时再动员全社召开进一步的整风检查，彻底批判右倾思想。”

    这样，在上海分社出现了一个与大形势相悖的景象，正当社会上大“鸣”大“放”处于高潮时，分社的院子里却静悄悄的，记者们全部被派到第一线，投入到对这一运动的报道中去。在这段暴露右派的关键时刻，分社内部既没有“鸣”，也没有“放”，当然也就无从抓“右派分子”。

    穆青的心里似乎轻松了许多。

    １９５７年８月底，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再一次督促上海各新闻单位加强整风运动的领导，积极开展本单位的反右斗争。这次会议后，上海分社不得不召开编委会和支部委员会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分社整风领导小组，穆青任组长。这一次，穆青已无法沉默。

    ９月１１日分社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穆青做动员报告。会后开始“鸣放”。到１０月上旬，分社院内共贴出大字报２８１张，意见７２６条。

    其后，分社给市委宣传部写了报告，报告中是这样评价这次“鸣放”的：“无论是大字报的用语和座谈会的发言都非常谨慎”，“主要问题是，记者在报道中，对整风反右一套方针、步骤很熟悉，因此从鸣放到现在，大家都合乎冷静，任何场合都表现的恰如其分，适可而止。”

    这份报告，实际上也就是向上级报告了上海分社没有右派和严重的右派言论。

    不多日，从市委宣传部传出话，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一次非正式场合，问到新华社上海分社的反右运动。当听说分社没有右派，非常吃惊，他说：“上海哪个新闻单位没有右派，分社怎么会没有？”

    柯庆施的吃惊，自然有他的道理。按照当时反右运动的狂热，上海分社的确不可能没有“右派”。

    鸣放一开始，就有大字报对分社“三脚鼎”之一的张家炽提出诘难。张家炽早年曾是清华大学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１９４８年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北平解放后，他从监狱出来，到《人民日报》做记者，１９５１年调入新华社采访部。穆青来上海后，点名把他与同在新华社做记者的妻子高洁双双调入上海分社。

    大字报的诘难理由之一：他早年与胡风很熟悉，曾在胡风家住过一个晚上，必与胡风集团有联系。诘难理由之二：他是“第八方案”的主笔，主张自己办报，即意味着“不要党的领导”等等。

    第二条理由有一段背景。１９５７年，根据新华社开始向现代化的通讯社发展的新形势，总社编委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分社讨论并提出改革方案。各分社积极响应，陆续提出了７个方案。有主张多发专稿、办同仁报的；有主张大刀阔斧裁减人员，抽出人力搞对外报道的等等。上海分社也投入了这场讨论，最终由张家炽集中大家意见，整理成文字，称为“第八方案”。它的核心是主张新华社自己创办一张内容丰富、适合各阶层人民需要的以新闻为主体的报纸。为表示郑重，第八方案上交总社前，从分社社长到所有采编人员无一例外地在方案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对张家炽的诘难，穆青一直沉默着。恰在这时，上海市委布置了一项近期下放部分干部到农村劳动锻炼的任务。穆青立刻把张家炽列入分社第一批下放人员的名单，他很快就去农村了。

    大字报还盯上了分社“三脚鼎”之二的徐中尼。理由很简单，就是他写了那篇有着广泛影响的《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说这是“对资本家的美化”。穆青火了：“这篇稿子的题目是我出的，里面内容怎么写是我定的，稿子是我签发的。现在看这篇稿子也没有错，它符合党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如果硬说稿子错了，要打就打我！”

    “三脚鼎”之三的张风也被盯上。理由更为简单，说他对分社的工作提过意见，矛头涉嫌对党有不满情绪。穆青开口：“这些意见都是有关工作上的内容，不涉及对党的态度，没那么严重。”

    还有两个记者也面临同样的险境，穆青都以各种理由把他们一一解脱。

    然而，眼下柯庆施亲自过问分社反右一事，问题有些严重。上海市委宣传部向分社表示，还是要报一些材料过来。

    对于穆青这样一个经过政治风浪的人，他深知“材料”意味着什么。　

    那几天，他放下了手头的一切工作，与分社整风领导小组的另一位成员胡小为一起，把分社勉强整理出来的三个人的材料拿来，从头至尾一字一句反复推敲，就像他平日里精心推敲稿子一样，甚至比对稿子还用心。他尽量把每一点每一丝可能引起注意的词句统统抹平。
材料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部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各单位的上报材料。当讨论到上海分社时，副部长白彦说：“这三个人看过去都不够条件。”

    部长石西民接话：“新华社没有（右派）就算了。”

    一场劫难至此终于过去。

    穆青多少年之后都忘不了石西民的那句话。恩若救急，一芥千斤。　

    石西民这位１９２８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为中国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为穆青一生所感念。　

    40多年后，穆青曾向一位记者透露，反右这段日子，他所承受的远比人们看到的要沉重得多。柯庆施并不仅仅只是过问了一下分社反右情况，还为此专门找穆青谈过话。只是他回来没有向分社任何人“传达”，一个人默默地“消化”了。他想，如果上面“问罪”下来，就由自己一个人承担吧。

    在白润生编著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疾风暴雨式的反右运动，直到１９５８年夏天才基本结束。全国共有５５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据统计，仅《人民日报》从１９５７年６月到９月，点名批评的新闻界右派分子就有１０４人；到１９５８年２月，上海市揭发出的新闻界右派分子７２人，其中《文汇报》有２１人；１９５７年６月至７月，《光明日报》有１８人被划为右派。

    时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很多年以后回忆说：

    刚开始打右派，我想不通，等到铺天盖地大字报一上来，说“杜导正，广东分社没有右派就因为你是右派”，我就动摇了，被逼下去了。这里面有个人利害问题，我不划他，别人就要划你。结果我签字划了四个右派，四个最优秀的记者。我佩服穆青，他是冒了个人风险的。而我没顶住。

1964年，穆青在北京与上海分社部分同志合影。

    反右运动结束这一年，新华总社有８３人被划为右派，全国２９个分社有２７个分社都有右派，惟上海分社和山西分社没有一个右派。处于中国第一大城市风口浪尖上的新闻要地　--　新华社上海分社竟然没有右派，这成了中国反右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穆青的风骨在风高浪大的危急时刻绽放出属于他的光彩。他不跟风，不畏惧，不投机，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的同志；他善良、宽厚、仁义、助人，不惜冒风险保护自己的同志。他的政治品格和人品成为他生命中始终如一的亮点。

    这段历史其实还有一个小续曲。

    １９５６年，上海分社一位同志调入总社国内部。这之前他刚从莫斯科参加完世界青年联欢节归来，整个人还沉浸在热情美好的海洋中。一到总社，正赶上反右倾运动，一位他熟悉的记者跑来告诉他：“我已被打成右倾分子。”他听后无法理解，这个很早就参加革命的同志怎么会是右倾分子呢？一定是搞错了。于是他愤笔疾书，为这位同志写下申明冤情的“万言书”。

    “万言书”交上去了，那位同志没有得救，他却立刻成了被批斗的靶子。

    他有些书生气，人很单纯，根本无力抵挡如此复杂严峻的政治风浪。他悲愤欲绝，在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之后，他不想再活下去了。

    他从小向往大海，蔚蓝的海洋在他心里纯洁而富于尊严。他买下一张去青岛的火车票，决定把自己投入大海之中，永远不再回来。

    出发前，他想总应该去向自己最敬重的人做一个告别，因为他想到了穆青。这是１９５９年，穆青已从上海分社调回新华总社任副社长兼国内部主任。

    他走进穆青的办公室，语无伦次地说着一些没头没脑的告别的话，眼睛里满是忧伤。凭借丰富的人生阅历，穆青很快就明白了。穆青的心感到了疼痛。他了解这位同志，热情、正直、充满理想，像这样一个人竟然想到了死，真的是活着的人的悲哀！他一定要救下他！
桌上的钟表滴滴答答地转着，穆青的烟抽完一根再点上一根。他从古谈到今，从自然界谈到人类社会，从理想谈到现实。他谈了很多很多。那个同志一直静静地听着。

    “党和人民最终会给每一个受冤屈的同志以公正的。无论我们现在遭受到怎样的不被理解和不公正的待遇，都不应该抛弃自己的国家，不应该抛弃自己的革命事业。你一辈子活了还不到半辈子，国家和人民还有多少事等着你做啊！你一定要……”

    死亡的念头终于坍塌了。来自一个自己敬重的人的挚言比阳光更温暖。那位同志无法抑制内心的万千起落，埋下头，恸哭。

    很久很久，他抬起头，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去青岛的火车票，放在穆青的面前，慢慢走出门外。

    不久，在穆青的安排下，这个同志又回到上海分社。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用行动证明了穆青对他说的话。

    风浪中的港湾是宁静的。对于在穆青手下工作的每一个人来讲，他就如同这样的一道港湾，让你遮风避雨，让你安全踏实，让你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最高贵厚重的一种同志间的情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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