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题：学习穆青   《穆青文集》连载

　　飞翔

    上海分社业务楼二层办公室，穆青与赵棣生的办公桌面对面地摆放着。

    此时是１９５5年，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华东总分社暨上海分社机构也相应做了调整，撤销华东总分社，穆青被任命为上海分社社长，赵棣生担任副社长，上海分社编委会由穆青、赵棣生、杨瑛、郑伯亚四人组成。

    说不清从哪一天起，社长办公室开始热闹起来。

    记者来来往往，有的是来送稿子的，有的是来谈题目的，还有的是为稿子的某处改动来找社长讨说法的。到了晚上，大家不约而同，不管有家的还是没有成家的，吃罢晚饭都往办公室跑，写稿改稿，或研究报道题目。本来一到傍晚就人走声息的这座业务楼，现在夜夜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常常到了夜里十一二点，整个楼还像一座不夜城。即使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没有暖气和火炉的办公室，依然挤满了裹着围巾、穿着大衣工作的人们。

    是什么东西让上海分社生出这番景象？

    穆青心里最明白。

    １９５３年，新华社第二次全国社务会议提出：新华社应成为全国消息总汇。穆青意识到这是把记者的眼界带到全国平台的一个重要契机。

    他首先在分社采编人员中发起了“关系大排队”的业务活动。

    所谓“关系大排队”，就是一项项排出最近党的有关方针政策，排出上海的实际情况，分析记者所采访的各行各业、各项工作之间有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从中提出近期的报道思想和具体线索、题目。这个“排队”把记者带上一个“望台”，眼界变得开阔了。许多原来只是孤立的、局部的事物，现在看到了它在全局中的地位；许多原来没有看到的事物中的价值，现在显现出来。定期排队，使“穷记者”逐渐变成了“富记者”。

    穆青还倡导起不定期的“问题晚会”。

    “问题晚会”是记者以非正式的会议形式聚在一起，相互交谈讨论自己分工报道范围内出现的新问题。通过讨论，选择出最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组织报道。这种做法，推动了记者找问题、钻问题，以及独立思考把握问题本质的能力。

    还有一种形式叫“点子会”。

1957年，穆青在新华社上海分社与副社长赵棣生合影。

    这是运用群体力量帮助记者的有效形式。某个行业报道平平淡淡，某个记者遇到困难，就开个点子会，大家出主意，使遇有困难的记者茅塞顿开，大获丰收。

    另外则是“十大措施”。

    穆青对“十大措施”的解释是“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它包括要求记者学习唯物辩证法、中外文学名著、诗词古文；提倡自学英文；鼓励记者学写评论、散文、杂文、小品文、游记、小说，甚至外文稿；并定期派记者赴外地采访开阔眼界。

    在分社编委会上，穆青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上海分社要成为“三出”分社：出报道，出经验，出人才。

    至此，分社人心大振。

    那个年代，在新华社各分社的领导岗位上，最常见的是三种类型的领导人：一类是首长型的，工作只提总的原则，具体业务不问；一类是编辑型的，有稿签稿，没稿看报；一类是记者型的，和记者滚在一起，抓稿子。

    穆青属于第三类。

    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稿子开始，从题目到采访到写作，环环把关。记者的稿子常常被他逼得一改再改，有的人甚至被逼得哭鼻子。有一位叫周永康的年轻记者，写了一篇关于老工人的稿子，一遍、两遍、三遍……穆青一直给他打回到第六遍。他泄气了，说：“我吃奶的力气都拿出来了，还写不好，报废吧。”

    穆青严厉地批评他：“你刚参加工作，找到这样一个好典型，为什么不下决心把它写好？碰到这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以后怎么挑重担？不行！还得写！还得改！”

    结果这篇稿子一直改到第7遍。总社播发后，被《解放日报》全文刊登。

    一个人为人做事的方式，常常取决于他的性格。穆青的领导特色正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纯粹、直接而务实的思维方式的结果。在他看来，做农民就要种出庄稼，做工人就要生产出产品，做一个记者就要写出稿子，而作为一个记者的“头儿”，不抓稿子抓什么呢？他说：“当一个社长，一天也不能离开记者，一天也不能脱离业务，否则就没有办法进行业务领导工作。”

    业务是穆青全部的关注点。而他自始至终融于其内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则是激活这个关注点的不可或缺的力。

    上海分社的业务完全民主。穆青和赵棣生的办公室，记者们可以随时推门而入，任何人对报道或稿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找社长提出来，甚至争论。社长的稿子记者们可以改，社长改过的稿子，记者也可以不同意，乃至有些记者养成了和社长寸字必争的习惯。

    “改你的稿子就像割你的肉，”这句话成了穆青与记者相持不下时的一句口头禅。不过，只要他认为记者有道理，绝对让步。

    他常说：“把群众所有的脑子都开动起来比一个社长强十倍，”“要培养记者成为一个独立工作的战士，决不能把记者训练成木偶。”

    感情上，穆青与记者有着最平等的交流。他平日里不喜欢坐办公室，经常串门子，看到记者有空，彼此就天南海北地聊起来。他不但了解他们的工作，而且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兴趣、长处、短处、特点、脾气。记者有什么苦闷愿意跟他说，高兴了愿意跟他玩。当时分社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一是跳舞，二是打扑克，穆青对跳舞不感兴趣，最喜欢玩扑克，每天午饭后都要玩上几把，输了的时候，也会自认挨罚钻桌子底。

    他常说：“社长和记者生活在一起，不要成为高出记者的人，”“事业是共同的，感情是一致的，社长和记者是一条心。”

    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４日到２１日，上海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这是上海空前热闹的一周，也是上海分社的报道起飞的时刻。

    在这场云集全国２００多记者的新闻大会战中，穆青提出四个字：“又快又好”。　

    他和记者每天晚上都要讨论制定出第二天的报道题目，从主题到内容都有详尽的方案。同时，他把记者分布在全市每一处可能出现新闻现场的地方，他自己则每天至少去一个现场，以便始终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

    １月２０日，上海广播电台传出批准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这是一个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全市十万零六千家工厂和商店要挂公私合营的新招牌。那一天，穆青也与记者们一起早早等候在他们事先精心选定的市中心的南京路。到了那一时刻，果然看到了家家换招牌、户户放鞭炮、全市霓虹灯大放光明的情景。

    穆青挤在欢腾的人群中，跑得满头大汗。回到分社便与记者一起写稿子，一直忙到夜里１１点。稿子发出后，大家兴奋得依然毫无睡意，便又玩了一通“捉猪”。

    在上海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一个尤为世人瞩目的尖锐的问题是“资本家为什么都争先恐后、欢天喜地地搞公私合营”？

    总社提出，我们的报道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

    穆青决定找一个有代表性的资本家进行采访，以期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经过与上海市委商量，最后找到了民族资本家的代表荣毅仁。穆青把采访荣毅仁的任务交给了记者徐中尼。他对徐中尼说：“采访地点要选在荣毅仁的住宅，要写出这个资本家家中的设施，以回答许多外国读者的一个疑问，中国的资本家是否有自由的物质生活？”

    另外，对采访中问什么问题，穆青也都做了详尽交代。

    不日，稿子写出，穆青从头至尾做了修改。

    《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一稿播发后，轰动上海滩，影响全国乃至海外。各地报纸争相刊用，海外报纸也纷纷转载，其中有评论讲，“这篇稿子是对上海社会主义改造最精彩的诠释”。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短短紧张的七天中，上海分社共发了３２篇稿件，１１篇被总社评为好稿，其中《访上海资本家荣毅仁》唯一获得了一等奖，上海分社受到总社通报表扬。许多报纸开始与上海分社签订供稿条约。

    上海分社如一只蓄满青春力量的大鸟，向着蓝天起飞。

    １９５６年开始，上海分社的报道进入了它的丰收季节。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名篇有：《“梁山伯”结婚了》《大姐们的婚事》《上海最后两辆人力车送交博物馆》《上海的严寒》《四千多位失主领回失物》《被旧社会遗弃的人》《恶媳妇逼死婆婆》《发生在马路上的故事》《六百万人民的管家人》《特殊商店》《科学家的烦恼》《上海奢侈浪费现象开始抬头》等等。

    每一篇稿子都渗着穆青的许多心思。

    《被旧社会遗弃的人》这篇稿子，是穆青从记者的议论中得到启发而确立的一个题目。在旧上海的社会底层，挣扎着一批经不起生活煎熬被迫铤而走险或者出卖灵肉的“小人物”。上海解放了，这些人们怎么样了呢？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材。

    他派出四路记者分头采访，最初采访回来的素材他感觉还不够丰富，就让记者再做补充，有的来来回回采写了三四遍。最后几经修改的稿子到他手里，他左推右敲，总觉得不称心，决定给它做大手术。

    当时正值7月酷暑，分社办公室没有空调，人坐在屋里就像蒸桑拿，根本定不下神。他带着记者叶世涛跑到分社对面的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市正在那里开人代会，有冷气。两人就坐在一进门大厅里的一个小圆桌旁，买了两瓶汽水，一字一句整整改了一天，差不多等于重新写了一遍。突出了一个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稿子由总社播发后，上海市民传诵一时。

    《六百万人民的管家人》这篇稿子，谁也不知道在穆青的心里酝酿了多久。叶世涛所知道的是在一次支部会上，坐在他旁边的穆青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字条塞给他，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行题目“六百万人民的管家人”。穆青让他考虑一下，随后细谈。两天后穆青找到叶世涛，谈了他对这个题目的构想。

    １９５６年冬季，上海市场供需矛盾很大，部分日用品、副食品脱销，居民对商业部门意见纷纷。商业工作者则有埋怨情绪，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很少被群众了解。穆青考虑，应该从大城市管家人的高度来报道上海的商业工作，既让商业人员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又让百姓了解管家人的艰辛。题目就这样在他的脑子里出来了。

    叶世涛等人很快行动。稿子写出来后，上海的几大报纸又喜又遗憾，他们说，这么重大的题材，天天在我们眼皮底下晃，竟没发现，还是被你们新华社抓到了。这篇两千多字的新闻被复旦大学新闻系收入教学用书。

    《特殊的商店》是穆青带着记者用脚板跑出来的一篇稿子。他更多的用意在于带兵。

    那些日子，他和刚从大学门出来不久的年轻记者叶世涛一起，跑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采访了包括旅馆、饭店、浴室、洗染店、服装店以及销售扇子、戏衣、假肢、兽鸟等各种特殊商品的小店铺。有些街道不通汽车，他们就步行；有些小店地处偏僻，他们常常要跑上大半天才能找到；吃饭的时间，两人就在街头买几个包子充饥。

    他们采访以服务方式多样著称的浴德池那天，赶到时是上午１０点钟。浴池经理介绍说，浴室要在中午１２点半以后开业，现在服务员正在做准备工作，别去看了。但是穆青坚持要看。于是他们把大池、盆堂、雅座一一看过。听说浴池有洗快衣服务，即顾客洗澡时把脏衣服换下来交给服务员，待洗完澡躺在躺椅上休息时，服务员已把洗好、烘干的衣服熨得平平整整送来了。穆青很感兴趣，坚持等到浴池开业，非要亲眼看一看顾客享受这个洗快衣服务的过程。

    写稿时，穆青的阑尾炎发作，他忍着疼痛躺在沙发上，与叶世涛逐句逐段推敲，他讲，叶世涛记，直到稿子写完改好发出，他才去医院做了手术。后来，这篇稿子《人民日报》刊用时，配发了很长的评论。

    一个社长为一两篇稿子如此辛苦值不值得？有人对穆青的做法提出质疑。然而在穆青看来，一两篇稿子是没有什么，但是一个老记者通过稿子传达给年轻记者的那些无形的东西，却不是几篇稿子可以计数的。

    很多年之后，叶世涛在一篇文章中说：

    两次随穆青同志采访，我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这两篇报道。在以后的商业报道中，怎样从人民的生活角度来捕捉新闻，提炼主题；如何运用既深刻又通俗的新闻语言；尤其是财经记者应该怎样时时考虑关心人民生活的大局，同人民呼吸与共，到群众中去发现和调查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加以报道，从这两次见习采访中给了我很深的启发。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叶世涛，被称为分社“三脚鼎”的徐中尼、张家炽、张风，还有贺昌华、周永康、鲁影等一批青年人，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成长为上海分社的明星记者。

    “精彩报道纷呈，业务经验成套，骨干人才辈出”。１９５７年，新华总社派出工作组专程去上海分社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一时，上海分社成为全国各分社比、学、赶、超的榜样。

    上海分社这支年轻的大鸟矫健地飞翔着。飞翔，曾经历了那样多的艰难，然而所有的艰难都是它飞翔的力。飞翔，是勇者的选择。穆青在这个选择中，展露出他作为一个新闻官的最初的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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