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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青传》 张严平著 新华出版社 |
★新华网专题:学习穆青 《穆青文集》连载

那个黄昏的孤独
当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穆青的人生道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就像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上一名记者一样,此刻他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记者的“头儿”。而且他更不知道的是,这个“头儿”会越做越大,一直到他成为新华社社长。
眼下,是他上任记者“头儿”的第一站。
1951年11月26日,穆青从上海火车站出来,直奔南京西路1376号。
初冬的上海已是寒气逼人,风夹着潮湿的空气吹在脸上,凉凉的。穆青把黑色的棉袄用力地裹了裹,不经意间望去,周围来来往往的人们还都只穿着毛衣或夹层外套,他这身厚厚的穿着在这所南方第一大都市里,显得格外抢眼。想想北京这几天,有的人已经穿上棉鞋,戴上棉帽,不觉心里好笑,正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南京西路1376号原是汇丰银行高级职员的宿舍,现在是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的驻地。院子不大,但非常精致,进门便是一片草坪,几棵法国梧桐散落在边边角角,四座造型典雅的小洋楼错落有致地排开去。
穆青走进中间一座被称做业务楼的二层,华东总分社几位负责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了。从今天开始,他将在这里履行华东总分社暨上海分社第一副社长的职务。这一年他30岁。
人说三十而立。穆青也一直期望自己在这个岁数能有大的发展,比如写作。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命运是以这样的形式标定他的而立之年。
两个月以前,时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吴冷西曾带着邓岗和穆青来上海处理华东总分社领导班子问题。当时穆青刚从前线回来,在总社国内部任农村组组长,这是他第一次来上海。刚解放不久的中国这座最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和他长期经历的战争与农村生活相比,完全是两种世界,他感到陌生甚至有一点胆怯。在南京路和大世界,他曾被身边密如潮水的人流和飞来跳去节奏极快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上海话,弄得头晕耳鸣,急急逃出。
离开上海时,他长呼了一口气,心想这也算见世面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所逃离的,正在下一个拐弯处等着他。
回到北京没几天,吴冷西找穆青谈话,开宗明义:总社调他去上海华东总分社暨上海分社任第一副社长。
穆青一听,大为吃惊,立刻表示没有思想准备。
吴冷西态度坚决,没讲很多道理,只是说:“去吧,你需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多加锻炼,经受摔打。”
7天后,穆青告别妻儿,来到上海。
上海呈现在穆青眼前的,依然是喧嚣、繁华和那些节奏极快他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方言。然而继续待下去以后,他才发现,摆在他面前的困难绝不仅仅是对这个城市表象的陌生,更大的挑战是整个分社上上下下所面临的由农村到城市、由地方到全国的报道思想的艰难转变。 过去战争年代,为适应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各解放区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新华社作为地方报纸的通讯部,带有浓厚的分散性、地方性。1951年新华社从组织上、业务上开始集中统一,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工作发展规划中第一次提出“全国观点”。新华社的报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转变是痛苦的。华东总分社和其他分社一样,最初还无法理解什么是“全国观点”,往往是地方上做什么就报道什么,从来不考虑它在全国的意义。结果经常是总社迫切需要的稿件,分社没有供给,总社不需要的稿件,分社却发了很多。而且很多工业、财贸方面的稿子,只是一个生产技术的图解和产量报表,没有揭示出其中的社会价值,到了总社基本上都被“枪毙”掉了。
分社的记者和编辑面对这种转变很不适应,感觉新华社没干头了,不少人想转到报社或学校去,一时人心浮动。
另外,总分社领导班子的不团结也使穆青深感头痛。常常是这个人的意见,那个人到底下去散布反对观点;那个人的意见,这个人又到上面去说不同看法。有一次,穆青主持会议,研究“三反”、“五反”的报道,参加会议的都是分管领导和记者,既然是谈报道,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一些内部政策和精神,而且会议也按惯例对大家提出了保密要求。但会后不久,分社有人向上海市委告状,说穆青在公开的会议上透露机密。为此,总社和市委都对穆青提出批评,他觉得很是委屈。
这时穆青的家还没有搬来,他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那个黄昏,编了一天稿子的穆青没有到分社食堂去吃饭,他想出去吃一点,顺便买点日用品,也散散心。来上海几个月了,他很少上街,一是没有时间,二是怕那个上海话。
上海已入严冬,他还是穿着那件黑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他坐上电车,经过几站,在一个看着挺热闹的地方下了车。
身旁,人流如织;眼前,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让他感觉晕眩。他迈着军人的步子急匆匆地进了两家商店,没有找到要买的东西,便再也没有耐心了,决定返回。四面八方的电车不停地穿梭着,他前后左右望了半天,竟想不起回去的路该怎么走。他硬着头皮拦住几个过路的人,用带着河南味的普通话向他们打听,谁知这些人瞥他一眼,不是摇摇手,就是一句:“勿晓得。”有个中年妇女走过去了,还拧着脖子甩出一句:“乡下人!”
穆青觉得心里有一块东西在往下沉,他说不清楚是生气还是委屈或是其他什么。当他总算摸回分社,饭也没吃,一头扎进宿舍。
躺在冰凉的床上,穆青感觉上海这个冬季的黄昏出奇的冷。回想在分社的这些日子,样样事不顺心,好像走进了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那个一天能跑上百里山路的生气勃勃的小记者不见了;那种一夜能挥洒几千字的激情生涯远去了;还有那个梦,那个在延安“鲁艺”的作家梦几乎没有了踪影……
穆青并不是一个畏惧艰难的人。战争年代他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甚至生死考验,那样的生活使他激情迸发。然而当另一种他陌生的、不那么透明的、甚至有时不能直来直去的生活来到面前时,他却很难接受。他无法忍受投向内心的一丝云翳,这让他感觉不痛快、不阳光,感觉有满腔的激情却迸发不出来。他性格中有很逻辑的一面,也有很感性的一面,但他终究是一个性情中人,很多时候后者大于前者。这个黄昏,他感到一种孤独,他为自己能否在这个“十里洋场”待下去,发生了动摇。
不久,穆青回总社向吴冷西汇报工作。工作汇报完后,他提出自己的要求:离开新华社去当作家。
哪料吴冷西态度强硬:“这事你连想都别想!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上海的报道尽快搞上去!”
分社院子里几棵法国梧桐树,经过一个冬天的长眠,又吐出了新芽。
穆青终于留了下来。这是他性格中逻辑的一面,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党性。
这一年,穆青把妻子和3岁的儿子大东接到了上海,续磊这时正怀着老二。时隔不久,穆青把父母也接来上海小住。

20世纪50年代初,冯若泉(右)与穆青一家人在上海合影。
母亲一辈子简朴,来到大城市依然是省吃俭用地过日子。有一次,家里买了一只活鸡,母亲一时舍不得吃,养在阳台上,不想被前来串门的东北时期的老朋友华君武看到。这只正吃着剩面汤的鸡激起了漫画家的兴趣,他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幅漫画的腹稿,寓意:河南人养的鸡只吃面不吃米。穆青笑答:“我可是什么都吃!”穆青生肖属鸡。
这自然是一句玩笑,却透出他此时开始明亮的心态。
1954年,穆青参加了新华社组织的赴莫斯科学习塔斯社工作经验代表团。这期间,他曾给续磊写过两封家信。从这两封至今保存的家信中,可以更明显地感觉到,他与刚来上海时相比内心的变化。其中一封信写道:
续磊:
我们已平安到达莫斯科,在火车上整整坐了九天九夜,一路上大大欣赏了西伯利亚的风雪,看见了贝加尔湖黎明前的奇景,同时也亲身领受了新西伯利亚和欧木斯克零下四十九度的寒冷。苏联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西伯利亚无边无际的森林,使我们感到它天然宝藏的丰富,莫斯科美丽的建筑,又使我们感到苏联科学和文化的进步。这些印象虽然还只是极其肤浅的,但也是难忘的。我想一个人一生能到苏联来看看,那的确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们住在红场附近一个古老的旅馆里,楼下便是繁华的大街,汽车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四周高大的建筑显得非常雄伟,下午四点以后,全市灯光如画,但却没有在上海那样吵闹。塔斯社对我们这次访问,早已做好了安排,现已决定的节目是上午听报告,下午座谈和参观游览,塔斯社这次共准备了四十六个报告,从通讯社的任务作用,一直讲到一些细小的技术问题,内容十分丰富,而且他们表示愿把塔斯社所有的经验全部告诉我们,充分满足我们的要求。当然我们对这样的老师是感激的,因此也决心努力学习,不解决问题不回去。
……

1954年,穆青赴莫斯科学习塔斯社经验。同年穆青(左二)、华山(左一)、戴邦(右二)、莫艾(右一)、在莫斯科合影留念。
穆青后来回忆这一段往事时说:“那时候,我就没再想什么时候从上海调回北京,根本没想。就是觉得非要把这个上海分社搞上去不可!”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会轻易屈服于对他的各种挑战。嘴上虽不一定誓言诤诤,心里却是钢硬钢硬的。
至于他的作家梦,他再一次默默地收藏起来。尽管直到他成为新华社社长,有时偶尔想起来,内心还会浮起一丝涟漪。他曾在66岁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明年如果让我退出第一线,也许可以多写点东西,出点成果。否则,工作更多更艰苦,恐怕不会有多少时间和精力从事写作。我一生都在这种矛盾中挣扎,但为了党的事业,我一直把自己的爱好放在时间的夹缝里。现在的问题是夹缝越来越小,年龄越来越老,真有点令人不安。
不久,他在一篇日记中又写道:
看了半天文件,开了半天会,机械化的生活又照常运转起来了。说不上是喜爱还是厌倦,几十年都是如此,早已习惯了。
有些人可以这样蹉跎一生,但有些人却在这机械化的运转中做出了丰硕的奉献,完成了不朽的业绩。我相信脚踏实地,事在人为,在任何生态环境中都能找出适应的规律。
的确,夹缝里的爱好使穆青一生都在矛盾里挣扎。但正是这种矛盾,从一个方面磨砺了他一生奋进的脚步。在任何生态环境中,他都不曾泯灭他的锐气,他的追求,他的梦想,他的激情。他因此成为中国新闻界璀璨星座中夺目的一颗: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记者,还是一个出色的新闻官;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新闻官,又是一个出色的记者。
走出那个黄昏的孤独之后,穆青最终踏入了属于他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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