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听朋友说，有一个能量很大的自由撰稿人名叫徐林正。说实话我对所谓的“自由撰稿人”没有太好的印象，因为听流言说这些人在暂住地支起一部传真机，把报纸上的消息拼凑一下就向全国的媒体发送，于是稿费就如雪片般飞来。这当然也是一种劳动收入，但其合法性和合理性总让人感到有点可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这位仁兄。他的相貌，基本上也属于稀奇古怪之列，这倒让我产生了一些亲近之感。后来就这样地交往起来。

    徐林正曾告诉我，有一个文坛剽客，从一家杂志上抄了散文《善变的脸》，署上“莫言”的名，寄给云南一家报纸。文章很快刊登，这个剽客收到了60元稿费。于是我马上想起了一件疑案：1999年初，云南某文学报纸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的文章，根据“莫言”的《善变的脸》，批评我是“变脸”、“反攻倒算”，骂得我一头雾水，听了徐林正的介绍才明白，原来我是替这个小剽客背了一个小小的黑锅。我后来还收到浙江几家媒体寄来的几份样报，发表了“莫言”的数篇不同的文章。我感到奇怪：莫非出现了同名同姓的人？听徐林正这样一说，才知道都是剽客惹的祸。后来我从徐林正那里知道了那个盗用了我的名字的人是西北乡村的一个小伙子，心中一点火气也没有了，我只是觉得他应该自己写点文章，而且我也相信这个小伙子能够写出自己的文章，因为我知道最好的写作训练就是抄写别人的文章。

    徐林正现在一家文化杂志主持“封面人物”专栏，但他最本质的还是自由撰稿人。1998年春，他从南方一家晚报辞职来京，相当一段时间，他“领取工资”的方式是到一个邮局专用信箱里取全国各地媒体汇来的稿费。他来京初期的生存方式与那些“自由撰稿人”类似，但他的不同之处是自己动手采写稿子，而且很快地就因为文笔的泼辣迅捷和报道的视角独特有了一些知名度，当然稿子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至于有没有把一篇稿子发给几十家媒体，我没问他，但我想不会没有，十几年前一稿两投还是个道德问题而被人诟病，现在早就是大家的共识与共行了。

    所谓“自由撰稿人”，感觉上不是一个光彩的称谓，无论是新旧社会，自由撰稿人的阶层总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其中就有一部分人就是依靠寻章摘句移花接木生存的文坛剽客。如徐林正在他的新书《文坛剽客》中所披露的一些对象，也自称是“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之类。徐林正似乎天生跟文坛剽客过不去，2000年，他曾经列出了《中国当代10大文坛剽客排行榜》，在网上和大小报刊上到处流传，这很有些“窝里斗”的意思。

    我大胆地想，其实我们应该有一支和专业的记者相抗衡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形成竞争，甚至是监督。许多记者的批评稿子往往因为某种原因遭到封杀，当然也有许多记者的不够水准的稿子因为近水楼台而得到发表。如果有一支健康的生气勃勃的自由撰稿人队伍，就能改变这种局面。徐林正与全国大量的媒体都保持了密切联系，东方不亮西方亮，南方不发北方发，他的批评揭露文坛剽客的稿子几乎从没有遭到过封杀；他的很多下了采写功夫的观点鲜明、锋芒毕露的稿子被诸多媒体转发。而他的揭露文坛剽客的稿子，竟然也成了剽客们的目标，这当然是一个灰色的幽默。

    事实上，因为被指控抄袭而从笔墨官司打到法院官司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徐林正多次遭到“我要告你”的威胁，却一次也没有被告上法庭。这一点，徐林正非常自信，因为他的文章不是枯燥深奥的学理批评，也不是泼妇骂街的酷评，而是运用事实来说话。徐林正愿意在收集资料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徐林正经常把被批评者的反批评文章，补充到他的文章里去，这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建立在大量劳动基础上的自信。

    徐林正的对文坛剽客的原则是，发现一个，曝光一个。但令他感到伤心的是，曝光的力度越来越小——许多媒体不爱登揭露文坛剽客的文章——因为文坛剽客泛滥成灾，已经不是新闻了。于是，徐林正想到写一本专著了。在这以前，他已经出版了两部有关文化批判的专著《文化突围》、《文化嘴脸》。

    事实上，文坛的剽窃现象——岂止是文坛——是一个延续多年的文化痼疾，徐林正的《文坛剽客》，有那么一点剽窃史的意思，值得正人君子一读，当然也不能不让文坛剽客们借鉴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