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出版的《安徒生自传》
中国出版的安徒生童话
编者按：几代中国读者都是读着安徒生童话长大的，人们惯常把安徒生描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绅士，似乎他这辈子除了童话就没写过别的，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神经质的脾气暴躁、雄心勃勃、自我为中心的诗人。作为作家，他最出色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童话在他的创作中只居次席。
为让中国的读者了解一个全貌的、作为文学家而不仅仅是“童话大王”存在的安徒生，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等正在把安徒生童话以外的作品尽可能地翻译成中文，在安徒生诞辰２００周年即将到来之际（２００５年４月２日），出版他真正意义上的文集的中文本。首期出版了他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和散文集《即兴诗人》、《诗人的市场》、《奥·特》，将来还计划出版他的小说、戏剧甚至书信、日记等。
安徒生铜像
我这一生称得上是一部美丽动人的童话，情节曲折变幻，引人入胜。打小我就只身闯世界，贫困无助。还好，遇到了一位纯真的小精灵，她跟我说：“选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性需求去发展，我会给你指引和保护。”命运对我来说还从未有过如此睿智幸运的启示。
■我生下来的头几天：
哭得震天响
１８０５年，欧登塞一间窄小破旧的小屋，住进了一对相亲相爱的新婚夫妇。丈夫尚不足２２岁，是个鞋匠，已显露出具有诗歌方面的天赋灵性。妻子比他大几岁，有一颗充满爱的心灵，对生活的世界却一无所知。婚前不久，年轻的丈夫已是个“自由”的修鞋匠，建了作坊和婚床。床架上残留的黑布提醒人们，在这张木制的床架上，不久前还停放着病逝的特兰普伯爵的灵柩。４月的第二天，这里躺着的就不再是黑纱、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而是一个活生生啼哭的婴儿——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据说，在我生下来以后的头几天里，每当我不停地尖声哭叫，爸爸就坐在妈妈的床边读点霍尔堡。他会以玩笑的方式要求我，“要么睡觉，要么就安静地听。”可我还是哭喊个没完没了。即便到教堂受洗，我也是哭得震天响，弄得那位妈妈总说他脾气暴躁的牧师大声说，“这孩子的哭简直像猫的尖叫！”——妈妈为此始终不能原谅他。
安徒生的工作室
■我的童年时光：
父亲凡事都顺着我
我度过童年时光的那间小屋，几乎整个空间都被作坊和我睡觉的床占据了。好在墙上挂满了画，抽屉里也满是漂亮的玻璃杯和装饰品，爸爸的长凳上方有块搁板，放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橱柜上的搁物架上摆满了盘子、碟子，看上去倒显得宽敞，有趣味。门的镶板上是一幅风景画，现在想想，那对我来说犹如一个画廊。
通过厨房的梯子可以到达屋顶，与邻居家之间隔着的排水沟有个土箱子，里面种着香葱和西芹。这就是妈妈的花园。在我的童话《白雪皇后》里，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子，深受宠爱。妈妈总跟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好像是当成贵族的孩子来抚养的。她小时候，外公、外婆赶她出去乞讨。她不能这么做，就坐在欧登塞一条河的桥下哭了一整天。
父亲汉斯·安徒生凡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活着就是为了我。于是，所有的星期天——他惟一的休息日，他都要花整天的时间给我做玩具和图画。到了晚上，他常常给我大声朗读拉封丹、霍尔堡的作品，或《天方夜谭》里的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才能见到他的笑容，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真正感到过快乐。
祖父在乡下时，家境还不错，但很多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牛死了，农场烧了，最后祖父也疯了。就这样，祖母和他一起搬到了欧登塞，尽管儿子最想上文法学校，但没别的办法，只能让聪明的儿子去学修鞋。可怜的父亲，美梦从未成真，可也从未忘记过去。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定做一双新鞋，给我们看他学习的课本时，我见父亲眼里闪着泪花。他深情地亲着我说，“这也是我应该走的路！”那个晚上，父亲没再说什么。
安徒生自画像
■我记忆中的第一件事：
在满是强盗的城堡开舞会
对我有记忆的第一件事，并不十分重要，却非同寻常，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是在欧登塞一座监狱里举行的家庭舞会，我胆战心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像巴黎的小孩子面对巴士底监狱。父母认识那儿的狱卒，他邀我们去吃晚饭。我那时很小，还得抱着。对我来说，欧登塞监狱是那种描写有关盗贼和强盗故事的藏匿地。我常站在安全距离的地方，听里边的男男女女坐在纺车旁唱歌。
我自然是和父母一起去吃狱卒的晚饭。随着一串格格作响的钥匙声，巨大的铁闩大门打开又关上了。楼梯十分陡峭。我们吃着喝着，还有两个囚犯侍候着。没人能说服我哪怕尝点什么，我吃不下这丰盛的美味。妈妈说我病了，把我放在床上。但我能听见附近纺车的嗡嗡声和欢快的歌声。我说不清它是在我的想象里，还是就在现实里。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我一直都很紧张、害怕。不过，躺在那儿，想象着自己进入到一座满是强盗的城堡，倒是挺开心的。父母抱着我回家时，天已经很晚了。那是个狂暴之夜，雨打在我的脸上。
《我的童话人生》傅光明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出版
■我童年时代的家乡：
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
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它的街灯照明和流动的河水比哥本哈根差远了。我也不知道别的，就觉得它要比时代落后一百年。一些行会、协会“移动标记”时，行进的队列会飘扬起旗子，剑上挑着缎带。一个丑角模样的人，手里拿着铃铛和木头做的宝剑，欢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个叫汉斯·斯特鲁斯的老人对此印象极深，说起来是饶有兴致、喋喋不休。一次，他的脸被画得除了鼻子是自然的肤色，一边被涂成黑色，一边是鲜亮的红色。妈妈很高兴和他在一起，她试图让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远亲。
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１８０８年西班牙人驻扎弗恩岛。丹麦和向瑞典宣战的拿破仑缔结盟约，一支法国军队与西班牙援军为便于穿越丹麦进入瑞典，已一起驻扎在了弗恩岛的中部。那时我还不到３岁，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身着深褐色服装的士兵拉着加农炮喧闹地穿过街道，他们炮击了主教住区前面的集市。我眼见这些外国士兵摊开了四肢，不是躺在人行道上，就是躺在被毁掉大半的格雷菲斯教堂一捆捆的稻草上。四周的乡间学校都变成了营房，田间和路边的大树下，举行着弥撒。据说，法国士兵很骄横、傲慢，西班牙士兵比较友善，而且，他们之间仇恨很深。可怜的西班牙人最叫人同情。
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抱起我，把我的嘴唇压在他赤裸着的胸前的一个银像上。妈妈气坏了，她说这带有天主教的意味。可我喜欢那个银像，喜欢那个士兵围绕着我跳舞。他亲了我，哭了。他一定在西班牙家乡有孩子。我看见他的一个战友因杀了一个法国人而被处决。许多年以后，我还记得这件事，写了一首小诗《士兵》。
■我童年时代的大事件：
彗星将毁灭地球
像我３岁时发生的这件事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记的是１８１１年我６岁时的大彗星事件。妈妈不是说彗星将毁灭地球，就是用《西比拉预言》里提到的可怕的事吓唬我们。我和妈妈还有一些邻居，站在圣卡努特教堂前的广场上，看到了非常吓人的一幕：一个拖着闪光发亮尾巴的巨大火球。人人都在谈论着这不祥的预兆和末日审判。父亲也参加进来，他压根儿不同意别人的意见，而是给了一个可能正确，至少听起来像是正确的解释。但这却叫妈妈叹气，邻居摇头。父亲则是大笑而去。我可真被吓住了，因为他不相信我们说的。晚上，妈妈和祖母说起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解释的。我坐在她的大腿上，凝望着她温和的眼睛，随时等待着彗星从天而落和末日审判的降临。
■我童年时代的奇遇：
和祖母一起在疯人院干活儿
哪怕有时只是呆上一小会儿，祖母每天都要来，看她的小孙子汉斯·克里斯蒂安，因为我是她的开心果。她是个不起眼，却最讨人喜欢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体态还很动人。生活对她成了一块严重的心病，她已从一个家境略微宽裕的乡下媳妇沦入了极度的贫困，和满脑子好笑想法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贫穷就是他们的命运。但我从没见祖母流过泪，给我极深印象的倒是她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的外婆，我不知道她外婆家的姓，只知道她的娘家姓是诺姆森。她受雇看管医院的花园，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她都带回一些允许带回来的鲜花。这些花装饰着妈妈的五斗柜，但这些花也是我的，我把它们插在花瓶里。这是多大的一份快乐！她从心底爱我，什么都带给我。我知道，并能明白她对我的爱。
一年有两次她要把从花园清理出的枯叶放到医院的大火炉里烧成灰烬。那些日子，我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和她一起度过的。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豆梗植物上，和花玩游戏。另外，对我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里比家里吃得好。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精神病人允许在医院的庭园里散步，他们常来窥视我们。我带着既好奇又害怕的心理听他们唱歌、聊天，有时还和他们一起走一小段路来到庭园树下。我甚至敢跟着医护人员进入闲人免进的疯人区，那儿很危险，长长的走廊两边全是小单间。一天，我蹲着透过一处门缝往里窥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女人，披散着头发，坐在一堆稻草上唱着特别动人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哭着向我站的门走过来。医护人员已经走开，只剩我一个人。她猛烈地撞击着门，把送饭用的小窗格子都撞开了。她从里边看见了我，伸出一只胳膊要抓我。我惊恐地尖叫着，全身趴在地板上。我想，即便是成年人也忘不了这一幕情景。我觉得她的指尖都碰到我的衣服了。医护人员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吓得半死。（顾晨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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