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学的水平如何，直接取决于译者自身、编辑加工和批评三个环节。三者共同形成鼎足之势，任何一方出现纰漏，整个翻译大厦的质量都难以保证。对照原文，比较译文，衡量优劣，编辑者和批评者责无旁贷。其实，文学翻译者在选择译本、翻译加工的全过程，也同时秉承批评的眼光，信奉的原则和标准，采纳的蓝本和语言风格，无不体现出批评角色之于翻译文学的重要作用。

    鲁迅先生70年前曾说过，“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功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文学翻译不易，翻译文学的批评更难。尽管林纾翻译了一百七八十种文学作品，启蒙了无数人，研究林纾翻译有分量的文章却不多。钱钟书洋洋洒洒2万多字的林纾评论，既细致入微，择例分析，又通过漏译误译，分析其对原作的增补，有时甚至功盖原作的弱笔或败笔，展现出译笔的独特魅力，得出“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愿意读哈葛德原文”的结论。林译为狄更斯的幽默“加油加酱”，难怪英国翻译家阿瑟·威利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林译的成功，是蓄积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的超凡功力使然，很多部分达到了钱钟书在本文中提出的文学翻译最高境界——“化”。

    翻译文学批评，不同于普通的文学研究，也非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所能容纳。可以说它是一种复合式批评。它必须将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有机融合，而不能割裂处之或简单相加；它应该把中译外与外译中等量齐观，取精用弘。目前，很多空白有待填补，仅以版本方面的为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1918年首先引进，30年间共出版过9个不同的中译本，舞台上演剧本更有数十个之多；郭沫若最早翻译的波斯诗集《鲁拜集》，到上个世纪90年代，大陆与台湾共计10个左右版本；《堂吉诃德》近20个版本，发行70万册的杨绛译本，她自己已校订过4次；傅雷前后修改过8次的《老实人》，添加370多处注释，甚至修改了原作失误的《幻灭》；朱生豪、梁实秋、方平译笔下的莎士比亚……方兴未艾的重译、复译、新译，标注翻译、编译、缩译之类的各种版本，仔细分析比较其间的变化与不同，会对翻译文学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傅雷谈及自己翻译实践时自认学徒，称自己眼高手低；杨绛总结翻译《失败的经验》；网友不满《魔戒》的翻译，在网上切磋交流。健康的翻译文学研究，愈发走向开放宽容的平台。“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粹、风格的正确性上，译本的语言的运用上，以及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做全面的深入的批评。”茅盾先生1954年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的这番话，今天读来仍意味隽永。

    许钧主编的《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朱虹翻译当代中国小说的经验，卫茂平著的《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做些扎扎实实的个案研究，营造出翻译文学批评的良好氛围。发现精当完美，败笔瑕疵；验证高低上下，正确错误；急于求成贪图走捷径不成，驾驭不了放任自流，更是不负责任。我们期待着，翻译文学在批评的映照下，更加有所遵循。（张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