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8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奥地利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10月19日，英国作家艾伦·霍林赫斯特凭借同性恋小说《美丽线条》摘得布克奖。女权主义与同性恋群体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与暗夜，但她(他)们在2004年几乎同时得到世界文学大奖的关怀与重视，耶利内克与霍林赫斯特的作品显然会在全世界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群。她(他)们的获奖，使我联想起女权主义与同性恋题材小说在中国全然不同的生存处境。

    国内，愿意公开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并将女权主义付诸于行动的作家与评论家少得可怜，而愿意让小说涉及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家也不多。女性作家对同性恋题材似乎更先知先觉，像王安忆、林白、陈染、安妮宝贝、棉棉等女性作家书及同性恋情时都是非常隐晦含蓄。有趣的是，《北京故事》(后改编成电影《蓝宇》)的作者灵慧竟然也是女性……这种模糊不清的立场与姿态，说明女权主义与同性恋群体，在中国尚属弱势群体——写到这里，当然，女权主义仍然是我行文的重点。

    女权主义(Feminism)这个名词进入中国之后，早已经过改版再包装，Feminism的中国名字叫女性主义，四平八稳，中庸保守，忐忑不安，小心翼翼，生怕激怒男性。如此翻译Feminism已经显示了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起跑动作相当缓慢乏力，而与社会运动基本脱节的女性主义文学更显得衣裳单薄。女性主义在中国行事如此谨慎，她们还是难逃被妖魔化的命运，连一些长期从事女性主义研究与创作的学者与作家也开始转向了。即便如此，一些女性作家在创作时仍然坚守自己的第一经验——女性意识。比如说林白。

    《十月·2004—寒露卷》登载了林白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这是一部隐含高度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同时也为文学创作开启了一种新的视角与新的可能性，她必将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为什么要踏遍千湖之水，为什么要记下她的述说，是谁轻轻告诉，世界如此辽阔。”由个体经验的叙事走向为沉默的大多数叙事，写作的途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首先要克服的，当然是作家自己的经验与语言优越感、对纸上世界的过度迷恋，还有对作家话语权的克制与收敛，与此同时，要学会舍弃同情、怜悯等高高在上的情绪。当作家做好旁听的姿势之后，又要巧妙地引导沉默的大多数用她们自己的语言讲述出自己的日常生活细节，在这样的场景中，作家与闲聊的妇女们开始平等对话。在本质上，双方都是相同的，没有谁高，也没有谁低。在交谈中，她们互相影响彼此改变。叙述主角是妇女们，但作家并没有冷漠地置身事外。闰土的木讷后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语言和内心世界，民间从来都是一个辽阔而充满生命力的隐秘世界，作者在沉默的大多数与不沉默的极少数之间开设了一条精神通道。

    林白从《玻璃虫》开始进行不同创作风格的尝试，直至《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都在旁证，她的创作不断蜕变，越变越美丽。我已经在期待并想象，她的“个人三部曲”之第三部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外？

    本月值得关注的另一个女作家是海男，《作家杂志》之长篇小说秋季号女作家专辑头条刊出她的《情妇》。看得出来，海男仍然坚持用她自己的命名方式与经验执着地介入妇女命运的叙事，叙述吴竹英、陈琼飞、姚桃花三代女性的性别遭遇。而阿三的《成长如吠》，通过一只宠物狗道出狗生哲学，写得肆意畅快之余，却又少了些克制，属于写得聪明过头的作品。闫红笔下的《刘有余离婚记》则深入了一波三折又含混的感情世界。黄咏梅的《一本正经》、秋尘的《九味归一》、刘季的《清江浦》也于《钟山》长篇小说增刊2004年A卷刊出。看上去，林白其实并不寂寞孤独。除了性别均为女性之外，评论家已很难用一个固定而狭窄的概念圈住她们的创作风格。个体的个性早已飞上枝头，目光更高远。

    但在女性作家重视自己的性别经验与性别意识之际，我们无法忽视另一种曲解女性主义的流行符码。比如说全国人民的除夕大餐——央视春节晚会，其中一些耍宝似的小品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女人收缴男人私房钱的动作越来越仔细越来越变态，男人“红杏出墙”的经济基础越来越弱，女人与男人的关系似乎已成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种意识导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视觉上的女权主义虚假繁荣，并在一阵阵哄笑声中将两性关系推向了一种极为不堪且猥琐无比的高潮。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符码基本掩盖了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偏低、经济实力总体不济、精神与身体诉求被压抑的普遍真实。女权主义或者说女性主义想要在这些普遍而强大的流行文化符码中破茧而出，需要持久的勇气和耐心。

    一个人的发力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乏力的，但如果无数个个体都发力的话，终将突围而出，女权主义也不例外。

    如张念所言，女权主义是不咬人的。女权主义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力求众生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