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久远的神话和童话是我们民族最古老的文化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民族最深刻的文化记忆。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流传久远的神话和童话就是我们民族的胎记。要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起源和文化想象的基点，神话和童话是最形象的资源。然而，这些年全球化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消费文化的趋同性，在孩子们的阅读世界里，传统文化的精华在慢慢淡出，而西方的电子文化以及日本为代表的动漫文化呈覆盖性的趋势，中国孩子的心灵面临母语文化资源的饥渴。在这个时候我们读到了黄蓓佳的《中国童话》，可以说是一场及时雨，尤其是著名作家重新涉足儿童文学的领域，一方面表现了作家对未成年人教育的关爱，另一方面也说明作家的童心未泯，这是比较难得的。因为很多作家都是从儿童文学创作起步，然后进入到更广阔的创作领域，能够回得来的作家很少。俗话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是说时过境迁，而黄蓓佳从《我要做好孩子》起，成功地“返老还童”，并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

    对经典文本进行改写，是后现代文学的常用手段。黄蓓佳的《中国童话》也属于经典文本改写的范畴，成功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确立价值的底线，改写经典往往容易戏说和“大话”，对传统的价值观进行颠覆和戏弄，在目前流行的学生读物中，此类情绪的作品极为流行，似乎不调侃一下那些好的价值观就老“土”似的。而《中国童话》的意义在于重新确立那些美好理想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不仅是童话天然的向真、向善、向美的内质所决定，也渗透了作家独特的思考和广博的人文情怀。

    二、抒情诗一样优雅的笔调。西方的童话之所以繁荣在于作家介入创作，而中国的童话是匿名的，没有知识产权，中国童话植根于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往往故事性大于文学性，甚至因地域的差异口语使用使故事发生变异。《中国童话》是文人创作，有点象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施耐庵写《水浒传》、吴承恩写《西游记》，黄蓓佳用她特有的抒情诗一样的文笔来叙述流传广泛的童话。

    三、宽广的“拿来”胸怀。在《中国童话》中，我们发现有些童话并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嫡系，《美丽的壮锦》、《泸沽湖的女儿》来自少数民族，特别是《小渔夫和公主》颇有一些蓝眼睛黄头发的味道。它属于中国吗？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童话》的拿来主义精神与我们开放的文化态度是一致的。

    儿童文学肩负着“塑造未来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重任，《中国童话》的写作和出版，说明作家和出版社在为中国的未来在做精神的投资，并成功地激活了我们拥有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存贮，功在当代，辐射未来。(文/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