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建平
昌耀被人看做是“西部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也被看做是最能展现“西部精神”的作品。本文作者却认为昌耀从未真正地融入过西部，而始终是一个“西部的陌生人”。
据说，西部之于昌耀，有如湘西之于沈从文、北京四合院之于老舍。论者以为，“任何一个作家或诗人都有他独特的生活背景作为创作的总根源。但是，当代作家中，以西部为根据地的何止昌耀一人，贾平凹、陈忠实、高建群、阿来都有自己的西部经验。可是对西部的精神体验，有谁达到了昌耀的深度？我们可以说，贾平凹早期的作品描绘了一个泥土的西部，昌耀的诗歌展示的则是一个石头的西部，那么冷硬而荒寒，又那么地让一切生命肃然起敬、顶礼而拜伏。”
（北窗：《极地徘徊———论昌耀早期诗歌的意义》）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为什么连昌耀自己也承认“我将自己看作一个过继给了北国的孩子”？（昌耀：《昌耀的诗。后记》，下称《后记》）
昌耀是湖南常德人，1955年主动报名参加西部大开发。1957年，因发表诗歌《林中试笛》被打为右派，此后辗转于青海从事农垦，1979年被平反。选择去西部不见得是他自己对西部怀有
多么深刻的感情，更多的是因为他作为诗人渴望浪漫激情的冲动。此后的1980年，他用一首诗《南曲》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其中称自己为“一株化归于北土的金桔”。说到在西部的生活，请注意，他用的是“辗转”两字，而且自己也说“待我成长为一个懂事少年就已永远地离开了故园，并为一系列时代风雨裹挟，———‘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得泊岸。”（《后记》）
沈从文、老舍，无论是湘西还是北京，那些原初的体验都构成了他们生命最根本的部分，他们的写作从未离开过那里。也因此，他们笔下的湘西、北京有的不过是最日常的生活，与现代都市一样的勾心斗角、男欢女爱。照此推论，如果昌耀真的有什么（地域）“情结”，那就不应该是什么西部，而应该是他出生、成长的湖南常德。
对于上海的时尚青年来说，《上海宝贝》这样的畅销读物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描绘了一个具有某种后现代色彩的上海，而是因为它很“土”，它会过多地渲染那些不上档次的商品和生活方式。因此，它是写给非上海人看的，而不是上海人。对于一个普通上海人而言，这些不过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经验，即使看得起买不起的上海人，也会对那些初来乍到、对上海的色彩斑斓感到过于新奇的“乡下人”报以鄙夷。进一步而言，真正的上海人对当初风行一时的这本畅销读物的冷漠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是写给上海以外的人，只有那些向往着像上海青年人那样生活的青年人才能从那里找到他们应该服从的生活、打扮秘诀，上海人不需要这些。
同样的逻辑，昌耀笔下的所谓西部确实如论者所言，是“石头一样的西部”，但是它没有人。对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西部人来说，他们不需要看那些，在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高车、烘烤、苞谷一类东西根本无法成为“意象”而进入审美领域。所以，昌耀的西部只是一个湖南人的西部，一个西部的外来者的西部，他所描绘出的意象也只有在非西部人那里才能成为意象，成为审美对象。
也因此，昌耀的西部诗歌只能给没有在西部生活过的人看。即使对于雪山（《峨日朵雪峰之侧》）、岩原（《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他所表达出来的感情也是一个远方来的旅客的观感，而非真实的西部人所体验到的，因为昌耀无法在内心里把那些自然奇观当成神明的造物，无法对它们顶礼膜拜，只能给人以生硬、冰冷的“石头一样”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