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旭澜
一部三四斤重的大书放在我桌上，多少往事赶庙会般涌集心头。
这部170万字，以繁体字排印，装帧精美的大书，名《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王欣夫撰，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
对于中青年人，这书名有点古奥。蛾术轩是王欣夫（大隆）先生晚年书斋名，取自《礼记·学记》“蛾子时术之”，原意是，小蚂蚁学大蚂蚁勤衔泥以成蚁冢，比喻勤学。又因清代学者王鸣盛撰有《蛾术编》，故含有仰慕清代朴学之意。
这部大书的专业性很强，而且近万字《前言》对它的内容、特点已作了全面的介绍，不需要我这个外行来说什么了。不过，作为对有关人事有所了解的人，还是有许多话想说。那是另一部大书。
王欣夫先生是我老师。我读大学二年级时，中国文学史（古代）是由他和刘大杰先生共同讲授的。他任课之初，曾分批在家接见学生。一一问了姓名之后，叫我们今后有什么问题、意见就提出，勉励大家认真刻苦学习，扎扎实实打基础，我一直记得。到了四年级，王先生给我们开文献学选修课。像是将我带到一片以前从未到过的大林莽，讲出来的知识、材料，大多是我所不知道的。原来他那大大圆圆的脑袋里，装了那么多古籍的目录、版本、校勘，令人敬佩。不过，由于兴趣不在这方面，加上他的苏州普通话听来吃力，所得如同农村妇女上了扫盲班。我作毕业论文时，想看看吴敬梓儿子吴火良所作的《周髀算经图注》，学校图书馆找不到，问过几位藏书多的老师也说未见过。王先生知道了，说他收藏有此书，但他的藏书一般不出借，让我去他家看看。此前，我曾听说，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来上海时，会见王先生，请他将当时认为是存世孤本的磁活字版《周易说略》捐献出来，由文化部给三千元奖金（相当于他一年的工资）。王先生率真地回答说：“我自家还要白相相（玩玩）”。他的书，几乎就是他的命。
文革开场不久，包括王先生和我一共十七人，被关进“牛棚”。除了奉命背“老三篇”、“红宝书”外，天天被斥骂，被批斗，被责令写认罪书，被逼迫互相揭发。我听王先生念的认罪书，或者不得已“批判”别人，说来说去，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应该老老实实承认错误”之类，很不够“意思”的三言两语。人家要的是可以上纲上线的话，可他这个与世无争、不关心政治的人，就不肯说或者不会说，以致往往被喝断，甚至依次发言时跳过他去，免得冲淡“你死我活”的气氛。秋凉之后，他因为只有一叶肺，从宿舍到“牛棚”，不到一里路，每坐下来，都大口大口地喘气好久，我这个难友看了，竟忘了自己的受罪，为之心疼不已。可当权者及其操纵的红卫兵头目，要表忠心要“革命”，就不肯免了他。有一天，他拿了一个布包，放在桌上。在大家照常受到一通斥骂之后，他破例第一个发言说：“我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统统都拿来上交了。”布包没有完全掀开，我没看清里面是些什么，大约是家属的首饰罢。也许，他希望整人者能以此免了他天天来“牛棚”的惩罚；也许，希望以此换得不要毁了他那些藏书的默许。没多久，他就不来了。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很久之后，我才听说起，王先生患肺炎，“过去了”。那时，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无处去问是怎么样经过。一个善良、古道、术业专深的学者，就这样像一粒砂子，被排空浊浪吞噬了。
又过了一些时候，“牛棚”搬到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有好几纸箱王先生的藏书和一些零散文物，堆在一个角落。那些纸箱装了些什么书，我不知道，估计是特别有价值的善本。那些零散文物，由于常有人来翻看，我在一旁瞥上几眼，知道是一些名家写的条幅、对联。听说，还是经过一位有心人反复申诉、争取，才得以暂时堆在“牛棚”里呢。
《书录》的一位标点整理者鲍正鹄先生，前面已说过，也是我老师。我从1952年入学，到1964年他调北京，作为学生、助教、助手（教研室副主任），一直受教于他，是复旦中文系教师中，给我教益最多的。鲍先生从1933年至1941年先后就读于无锡国专、中央剧专、复旦大学，在高校总共读了八年，成绩都很突出。可他根本不在乎学位、镀金，乐于在学术天地里自由自在地漫游。我读书时，他教现代文学。我毕业后，他又给学生开近代文学课，并指导学生编著了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稿》。这以前和以后，他也写过一些近代文学和历史的论著。我常到他书房，看见他收藏和借阅的图书，古今中外，人文社会科学无所不有。不但从未见过他做卡片，也没见过他在自己藏书上作批注或勾勾画画，但是随便谈到什么书要让我看时，却手到擒来，一翻就是。复旦图书馆文科方面有些什么书，他几乎像自己的藏书楼那么清楚。谈话经常撒得很开，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多所评议。在他面前，我特别觉得自己学识的狭窄和浅薄，只是半懂不懂地听着。他五十年代两度到外国讲学，相继在开罗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任教授三年。那时出国讲学的事很少，像他这样“巡回演出”更是罕有。他在为复旦为中国赢得声誉之后，带回的“洋货”是两书架的画册——这是他和师母的共同爱好。他六十年代初回国之后，被任命为学校主管文科的教务部副主任。那时，他仍旧兼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我向他汇报教研室工作都要“见缝插针”，或者晚上到他家里。复旦文科在“大跃进”后能较快退烧，恢复常态，取得全国高校罕有的进展，他当然从中起了作用。可是，他讲课却越来越少，一脑子学问，尤其是许多独创见解，却没能写出来。
1963年，鲍先生来宿舍找我，作了一次沉重的谈话。和我同一茬的助教，1960年曾升过两位“又红又专”的讲师。1963年，其他一批党外的都升了，唯独我一个给卡下。凭种种印象，我知道被一个整人专业户暗中“点死穴”——用什么“政治问题”整我。不升还不算，还请“领导上”让鲍先生找我谈话。这一招也不简单，一箭数雕。
谅必复旦文科名声在外，1964年他被调去北京担任全国文科教材编辑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是高教部副部长，原某重点大学党委书记，相处不错。一再公开宣称“向总书记立了军令状”的周扬，几年里发表过几次在当时不算很左但又坚守正统的讲话。大约，也就是抓原则罢，从不过问办公室工作。文科教材总共也许有上百种，多如牛毛的业务问题，要同参与的众多专家们打交道，鲍先生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
文革中，鲍先生曾经被“揪回”复旦，我同他偶尔碰到时，只是点点头，不说一句话，免得连累他。人家怎么审查、批斗他，我不想知道。我也不希望他了解我被推到悬崖边践踏的境况。
文革后期，鲍先生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是五十年代上海市副市长，鲍先生负责抓业务。1977年残冬，我（和一个同事）以恢复现代文学教学的名义，第一次去北京，主要目的之一是去看望鲍先生一家。顺带要看些旧期刊，必须鲍先生批了才可以看。我在他搭着午休小床的办公室，二、三小时里，看见川流不息的人火烧眉毛地来请示汇报、批条子，心里很不是味道。一个我所敬重的学者、老师，时间就这样花掉？心里认为，这是对学术生产力和学者生命的极大浪费。我事后再到他家里时建议，可否调到哪个大学当校长，或者为了免于行政事务包围当个少管事的副校长，带一批中青年人搞研究，出些别人无法代替的成果。他对这建议，没有明确回答。后来知道，他认为任上给一些重大学术项目提供方便，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时间和精力花得值。1978年，他调到由学部扩建的中国社科院任科研组织局局长，兼情报所所长。八十年代末我到北京，他给我讲了不少在社科院的事。院长胡乔木，曾找三个专业干部去谈文学史问题，临走时胡只问他一人：“鲍正鹄同志，你觉得怎样？”他坦然回答：“我不同意你意见。”大约院长不曾或很少听见下属这样回答，没思想准备，一时竟不知再说什么。可见，当了十几二十年文化官员，还保留一个正派的学者的本色。
徐鹏教授——这里，我还是照平时那样，称他为老徐——和我是同班同学，年纪比我大些。他治学刻苦严谨，为人端正稳重，凡事认真，即使开玩笑也不太离谱。由于专业与个性不同，彼此不多的来往中，说些生活和健康方面互相关心的话，有几分“兄友弟恭”的味道。他一向从事文献学和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文革前，作《孟浩然集校注》，首次注释了这位唐朝大诗人，显示了扎实的功力。参加《中国历代作品选注》，受到主编朱东润先生的赞赏。与两位同事合作《古代诗歌选》，广受欢迎，印了几十万套。文革开幕后，他不参加这派那派，又没有什么“辫子”，不曾被谁揭发也不跟风揭批谁。私下里，对一些老师和我的遭遇，则表示出毫不掩饰的同情。王欣夫先生住院之时和火化之日，他都是中文系唯一去探望和送行的。不久之后，当权者要收回王先生的宿舍，藏书无处存放。老徐受王先生家属委托，要求捐献给复旦图书馆。那时，图书馆负责人是中文系毕业的，竟认为这些藏书没有用，拒绝接受。老徐在万不得已之下，挑出一小部分善本和文物，其余让旧书店装了满满两卡车运走。留下来的就是本文前面说过的那些堆在“牛棚”的待处理品，那位有心人就是老徐。后来，还是老徐通过历史系谭其骧先生的帮助，兜了一个弯，才由复旦图书馆以每件五毛钱收购，得以残存。
老徐对王先生的主要回报，是将王先生的学术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一方面，他在八十年代初就招收文献学研究生，其中有两位，现在分别是日本金泽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成就斐然。另一方面，就是二十余年如一日，在教学和各种事务之余孜孜整理、出版王先生遗作。王先生不会料到，他才六十几岁，遭到文革劫难，并因此含恨离开人间。他的全部著作，都是未定稿。老徐好不容易地保存了王先生主要遗稿。文革落幕之后，首先想到的，是整理、出版老师遗稿。整理，当然要有足够的专业学养，要认真、细心。往往还必须做艰苦的审核、研究。一个不显眼的问题，一处不经意的疏忽，一句可此可彼的句读，就需要你查遍群书，费尽心力。八九十年代，老徐先后在中文系、学校和社会上担任不少职务，他知道作
为一个党外知识分子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都秉持良知力求做好。他以一贯的为人正派、治学一丝不苟，在学校里和社会上广受尊重。可就因为正派，受到擅长权术者的暗挤明砍。老徐冷眼看待一切阴谋阳谋，什么也不愿计较，仍旧做自己认为该做能做的工作，仍旧为王先生的遗稿的整理和出版尽心尽力。他担任分卷主编的五千万字《汉语大词典》，担任副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简编本》，都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终于，凭借他的声望和对老师态度之感人，王先生遗著逐渐受到社会上和出版界的认知。《文献学讲义》、《藏书纪事诗补正》、《补三国兵志》等等，一部部相继出版了。
在最能代表王先生学术成就的《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面前，老徐碰到了极大的困难。一是如前所说，王先生所藏善本书有三分之一以上已散佚。二是太专深了，而且工程浩大。在复旦，在上海，即使能找到专家合作整理，也没有办法找到那些善本书供查考审定。老徐虽然专业不是现代文学，但一向尊敬鲍先生，每年三月到北京开会十几天，必定抽时间去看望，言谈举止一如学生时代。鲍先生对老徐的为人为学，也多有好感。然而，鲍先生会应老徐之请，愿意共同标点、整理这部书稿，还是出乎我意外。因为，他年事已高，做这么艰巨的工作，无疑是一场马拉松。况且，他一向眼界很高，某些名人送的新著，他连一句应酬性的好话都不说。自己许多精辟独到的学术见解也等闲视之，懒得形之文字。可是，当老徐将刚出版的书送到我手上，又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说，“没有鲍先生，这部书搞不出来的”时，不但庆幸这部有形的大书问世，而且相信一部无形的大书同时诞生。于是，心里像各种颜料碗泼在画布上。
王先生所钦仰的乾嘉学者，将传统学术若干方面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许多见解至今仍是不刊之论。王先生在二十世纪，不随大流，甘被冷落，甘被视为守旧，终生劳作于需要有人继承与发展的朴学，这种“继绝学”的精神，却是可贵的。可是，谁能料到，乾嘉学者可以有个安宁的书斋，而王先生不但蛾术轩被扫地出门，甚至连生命之火也过早地熄灭呢。
然而，比起许多同时代的学者，王先生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他的入室弟子徐鹏，一位圣徒般的学者，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诚心和毅力，使老师的学术没有失落，遗稿没有化作纸浆或去包花生米，而是薪尽火传，发扬光大。一位没有时间从事个人著作的近现代文学史家，对高官政要或视若无物或直言说不，对许多靠炒作而走红一时的鸿篇大论嗤之以鼻，却在耄耋之年，为早年同事的遗稿，核查古籍，整理标点，几经寒暑而不辍，使它减少失误，使它趋于完善。一位二十多年前“就受此书恩泽”，现在国外任教授的学者，为太老师的遗著写《前言》，完成最后的一笔。于是，这部本应在三十几年前成书，却历尽风雪雷电的巨著，不死鸟般地飞起了。
不会有很多人来读这部大书，也不需要很多人读这部大书。但是，它必将出现在许多大学和城市的图书馆里，出现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书桌上，“长寿考，比金石”。
今天和明天的读者，以及更多永远不会读这部书的有心人，都可以从这部大书的命运，咀嚼出历史的腥膻与苦涩。从相关人事，解读到复旦传统一缕清辉，也体察出风云变幻中的大泽鲲鳄。它成为莽莽苍苍的另一部无形大书，值得细心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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