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中国记协和新华社联合主办的“穆青新闻作品研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我非常感谢中国记协和新华社为我举办这么隆重的研讨会，非常感谢大家给我的许许多多鼓励。
这几天，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想了一些问题。老实说，在几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总感觉到我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写的东西也太少。我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亲身经历了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一直到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又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从延安奠基，不断发展，不断壮大的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作为一个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我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起更大的作用，写更多的东西，做更多的奉献，然而我没有做到。为此，我深感愧对党、愧对人民，也愧对我们这个时代。
这里，我想讲几句心里话来说明我为什么这样说。
我是在河南农村的一个小城镇里长大的。清贫的家庭不可能让我上大学、接受更高的教育，等待着我的最好前途是在乡村里教教书。我之所以有今天，主要是党的培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是党给了我一切。我念小学时的学校就是地下党的活动中心，中学更是地下党的县委所在地。我从小就接受革命的影响，一直到走上革命道路。我之所以写《泪洒偏关》，纪念我的老师梁雷，就是因为我忘不了他，他就是当时的党员，是他一手把我送上革命道路的。到部队后，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我的思想觉悟得以提高，更感到是党把我引上了光明大道。那时，我虽是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但是到了八路军里，却变成了高级知识分子，得到了多方面的关怀和爱护。在贺龙的120师，我们的宣传部长、政治部主任和组织都非常关心我。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我也跟着部队挺进冀中，深入敌后，受了很多锻炼。我就是在1939年，在冀中前线的炮火声中参加共产党的。我永远忘不了的是在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的1940年，党把我从前方调回延安。当时和我一起的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是党把我保存了下来。所以我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到延安后，组织上又问我愿上哪个学校，我说上“鲁艺”。在“鲁艺”的两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拼命地看书，把图书馆的书能借到的都借来看。所以我现在还能写点东西，都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不然的话，我一个中学生的文化根底，怎么能掌握以后那么繁重的宣传工作?以后我到了《解放日报》，博古、陆定一、余光生同志对我们一些年轻记者要求非常严格。那时我不懂怎样做新闻工作，也不愿意做记者，我觉得我这个人不爱活动，不爱说话，性格非常内向，让我做记者满天飞怎么行呢?但我是党员，要服从党的安排。在报社的几年里，领导们言传身教，呕心沥血地培养，我才逐渐安下心来走进了新闻这一行的大门，而且一干就是50年。有关新闻的理论和实践，我也是在党的教育下懂得的、掌握的。可以说是党一直手把着手地培养我，扶着我长大的。以后到东北、到总社，一直如此。最后，出我意外地让我负责新华社的领导工作，更说明了党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正是这种感情，使我始终认为我是党的儿子，党的理想、党的事业，也就是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所以我所取得的任何成就都应归功于党的引导，党的路线的正确，并不是我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我严格按照党的教导身体力行的结果。
我还想讲一讲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我的一生都离不开人民的哺育。年轻的同志没有见过旧社会我们的人民有多苦。我是亲眼看到的，特别是我们河南，更是个贫穷落后、苦难深重的地方。为此，我从小就有一个朴素的救国救民的愿望，以后参加了共产党，这个愿望就变成了终身的理想。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忘掉人民。我永远忘不了在战争年代，处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老百姓怎么样地支援战争、支援抗日，那真正是毁家纾难啊!父亲战死了，儿子去；哥哥战死了，弟弟去。一批一批的老百姓穿上军装跟着我们打日本、打老蒋，牺牲了多少人，救了我们多少伤员，掩护了我们多少同志，在战争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老百姓自己不吃不用，把仅有的一点东西都拿出来支援了部队，这些都是非常动人的。凡是有这种经历的同志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能忘记老百姓的恩情。没有老百姓的支持，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从我个人来说，几十年的记者生涯，我在群众中间、在采访对象中间、在那些先进人物身上，学习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是他们给了我很多营养，是他们教育了我，鼓励了我。他们的品德，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他们在建设祖国、改造山河上创造出的丰功伟绩，处处事事都是鞭策我前进的力量!我之所以有今天，功劳也在人民群众身上。是人民哺育了我，人民教育了我，并给予我以前进的动力。所以我经常给大家讲“勿忘人民”。因为我们的人民实在太好了。有一件事给我的教育最深，那是我和冯健、周原一起去中原采访焦裕禄的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们在老灾区一路采访，一路就听到看到许多感人的事实。有的干部告诉我们，在断粮最严重的时候，老百姓饿得躺在家里，而周围就是国家的粮库，但他们宁愿饿死在床上，也没有一个人去偷国家的一粒粮食。而到第二年丰收了，老太太用手巾兜着一点粮食非要去交公粮，粮库不收，老太太就哀告着说，这些年俺们一碗端了几个省的粮食，今年俺打下了粮食，也让俺的粮食跟国家的粮食掺和掺和吧!你们看，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在最困难的时候对党对国家的一片心意。有人说我对农民有特殊的感情，就是这些事教育了我。总觉得不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人民多做出一点奉献，就对不起党、对不起老百姓、对不起这么好的人民。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点成就，除了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同志们的帮助。是集体力量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我个人有多大能耐。离开了集体，特别是新华社这么一个集体，我是做不出什么的。所有的成绩，都是大家集体的努力。我常想，新华社这样一个单位，就像一只船在大海上航行一样，党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但航行中也有风浪，有颠簸，怎么样使船前进，要靠船上的同志们齐心协力同风浪搏斗。否则，仍然有翻船的危险。新华社有一支好的队伍和好的传统，大家是团结的，是向上的，是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集体，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从我个人来讲，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与别人合作的，都是集体写作的，焦裕禄也好，吴吉昌也好，“老坚决”也好，包括《历史的审判》等等都不是我一个人写的，都是集体讨论、集体研究的结晶，都有大家的心血在里面。这里在座的冯健同志就是我的老搭档，他是新华社有名的老黄牛，还有郭超人、周原、陆拂为、南振中等等，没有这些同志的帮助，我决不可能写出那些有影响的作品。总而言之，一个是党的培养，一个是人民的哺育，一个是同志们的帮助。没有这三条，就没有我穆青。我自知自己的水平和能力是非常有限的，集体的力量毕竟比个人的力量大得多。
我还想讲一点。我做新闻工作已经整整50年了，我是热爱这一事业的。我为能献身这样一个事业而感到高兴，感到自豪。新闻工作太重要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党的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才能够理解在西柏坡的时候，为什么毛主席要把总参谋部和新华社放在身边，由中央直接掌握这一文一武两个部门。就是因为它们太重要。在战争年代报纸没有办法出版了，就是靠通讯社、广播来沟通信息，组织和开展全国工作的。那时候的新闻起着全国大进军的冲锋号的作用，是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也是党和群众联系的非常直接的桥梁。我觉得我们无产阶级的新闻学真是一门崭新的科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资产阶级新闻学有相同的规律，但是在对新闻的性质、作用、任务的认识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完全是新的一套。现在新闻界有些同志总是绕着弯子想否定我们的新闻学，认为新闻没有科学，说新闻就是政治，或者想以现代流行的所谓传播学、信息学来代替它，我认为这都是不对的。从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开始的几十年的新闻实践来看，我们的新闻工作无论在战争情况或和平情况下，在人民群众中发挥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它远远超出了传播信息的功能，而是鼓舞、指导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真正起到了教育群众、传播经验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作用。这都是事实，不是空话。这么多年，我们正是这样过来的，我们各个时期党的政策方针、各项工作的实践经验以及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造的业绩，都是通过新闻传播出去的。刚才讲的那些先进人物及其所起的影响不都是通过新闻传播出去的吗?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新闻工作过去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今后会更加丰富。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新闻学也会发展的。我觉得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新闻在社会生活中始终是一支积极的力量，起着团结、引导、鼓舞和促进的作用，更是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非常好的舆论工具。这样丰富的内涵，这样重大的作用，确实值得我们大家为它奋斗和献身。我们老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只是打了一个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新闻学发展和不断充实的任务，需要年轻的同志来继续努力。去年我在南昌大学与同学们见面，有一个学生问我：穆老师，如果您还有下一辈子的话，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您会选择什么职业?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说依然是两个字：新闻。这确实是我的心里话。当然来生是不可能有的，但新闻事业任重而道远，确实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发展，为之奋斗。我相信后来人一定会做出超越前人的成就。(1993年1月)（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