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左）与《当代作家评论》主编林建法（右）为王尧颁奖

    授奖词

    王尧素以研究“文革文学”和散文史著名。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广博，思想立论谨慎、严密。他通过梳理原始史料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视角，为求证当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他的分析，善于发现覆盖在研究对象身上的学术肌理，他的判断，常常带着可贵的学术反省和自我质疑。他不回避自己面临的思想疑难，不迷信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冀望于对众多文学实践活动的有效清理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他注重理论的建构，也探索批评的实践，二OO三年度他主持的“小说家讲坛”，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都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体现。尤其是他和韩少功、李锐、莫言等人的一系列对话著作的出版，既重建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理性、健康的对话关系，又为文学研究如何从纸上空谈回到具体的现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 获奖演说

　王尧：追求“言简而意繁”

    我怀着谦卑和欣喜的心情站在领奖台上，向《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向终审评委及推荐评委和关心我的师长、朋友致意。在首届评奖时我意外自己被提名，当时我不仅惶恐，而且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力量对内心的震撼，——我想这一奖项“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的宗旨以及评委们纯粹、专业、公正的品格，会激荡所有胸怀“文心”的人，它的宗旨和品格对文学以及文化生态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获奖的时刻，我仍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这样表述并不是一种姿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授奖词”作为独特的文本便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高度与境界。近几年来我在研究文革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同时，以相当的精力主持“小说家讲坛”、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领略了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在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才情与诗心。他们对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见解以及表达见解的方式，对我有诸多启示。我一方面坚定了在“文革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清理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思想背景，这样的清理让我把握住了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意识到了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共识与分歧所在，特别是反省了自己学养的不足与局限。这让我想起了少年的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批孔”时的情形，当时没有读过《论语》，今天也未读懂《论语》。《子路篇》说：樊迟请学稼，子曰“我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我不如老圃。”当年无知，不能理解圣人的胸襟与气度，而是学着报章的腔调，妄下雌黄，乱批了孔老二一通。这一记忆不时提醒我需反省自己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研究当代文学史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

    余生也晚，不能及见前贤。作者往矣，但中国文论的学术传统存于典籍之中。这一传统根底盘深，枝叶峻茂，花果蔚繁。可惜，我们这一代远离这一传统，但我一直向往中国文论“言简而意繁”的境界，常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我们亲历了八十、九十年代，现在还置身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之中。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以上海、北京为主体的青年批评家群体，这个群体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我一直引为范例。当年形成的作家和批评家互动的局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因为有了这样的际遇，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才能对治乱动静分合转承黑白相济的历史和其中的文学有所体察。

    我和许多同仁一样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很长时期内处于非学术状态，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成熟这一问题应该在争议中“浮出水面”，而文学批评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我自己始终忧虑和警惕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简单化现象和非学理化倾向。我说的这一问题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意义和复杂性认识不够有关。在“当代中国”这一时空中，我赞成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应当注意解释汉语写作中的“中国问题”，应当考察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由此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如此，并非以汉语写作中的“中国问题”拒绝“西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自外于“西方”的“中国”。我想强调的是，在文学研究中同样需要克服文化认同的危机，防止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鸳鸯错配”。其实，即使是那些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于此也很“辨证”，比如，梁漱溟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钱穆认为：“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这一点和陈寅恪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观点异曲同工。

    在中，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其他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变得特别复杂，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有了鲜明的“当代性”。以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在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中尽可能叙述、分析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就必须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

    我自己愿意在这样的路径中向前。谢谢大家！

　　■ 奖项评说

    林建法：

    王尧作为一位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近几年来以相当的精力介入当代文学批评活动，推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体现了学者型批评家在当下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独特意义。这两年，他在主持“小说家讲坛”的同时，于2003年主编了“新人文对话录”丛书，其中包括《韩少功王尧对话录》、《李锐王尧对话录》、《莫言王尧对话录》。这套丛书的出版，成为2003年文学界及知识界的引人注目的事件。我个人认为王尧主持的这一工作以及他和3位著名作家的对话录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他以新的形式重新确立了作家与批评家的建设性的“对话”关系，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空间，这样一种对话关系对双方的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其次，他推动了中国特色的对话文化的建设。对话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文体，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发展、成熟，王尧在这几年发挥了突出作用，他的3本对话录是对话体文学批评的代表之作。

    这几年来，王尧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体现了一个学者的历史理性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引起素质恰恰是文学批评中所欠缺的。

    王尧在《“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和阐释》、《关于“文革文学”的释义与研究》、《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等论文及关于“文革文学”、文革知识分子的相关研究中，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学术立场和历史理性。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许多重要的问题被主流话语和流行话语遮蔽，历史甚至被改写，如果我们顾及到这样的情形，我们不能不对王尧所做的研究工作表达一点敬意。他在发现问题、解释问题时所具务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以及理论锋芒，我认为在近几年的学术界是突出的。在当下的语境中，我们应该鼓励王尧这样的坚持知识分子品格，兼备学术与思想深度的研究。王尧在研究文革文学中反映出来理性精神和学术勇气，同样体现在他和几个作家的对话中。

    张柠（文学评论家）：

    王尧对现今在中国当代文学界活跃的作家的采访、研究和评价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样一个文学处在越来越边缘化的情况下，所有文学批评者都转向文化批评的时候，王尧还坚持着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的关注，这件事他做得相当有意义。我认为他得到“2003年度文学评论家”这个奖项是当之无愧的。

    黄集伟（出版人）：

    王尧以“文革文学”作为研究专题，是属于主题性批评，我认为这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因为这是一个很荒漠的文学研究领域，而且又比较敏感，但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发现。对于这段历史我一直有一个态度：“对历史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其实他研究的这个领域其实是个荒芜的地方，整个批评的生态就不是特别好，而主题性的批评就更少。所以此次王尧得奖，我向他祝贺，也希望他能坚持下去，取得更多的成绩。

    白烨（社科院学者）：

    王尧是个学者型的批评家，而不是时评型的。他这几年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研究文革文学，他写过很多文章，是目前研究文革文学中最突出的一位；另外，他近些年又在做当代作家的访谈录，有些出了书，有些在杂志上发表。我认为他的访谈民一般的访谈不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特点，可以说就是一个搞评论的文学家和一个搞创作的文学家的对话。他的访谈，不是像媒体记者那样，而是对作家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两个人的对谈，所以他们的对话非常深入，不仅对作家自身创作的问题有交流，也包括了对文学创作的看法。

    这次王尧获奖主要是因为他的访谈作品。王尧的访谈具有很高的评论品质，他获奖确实够资格。我们有时关注那些在媒体上比较活跃的作家、评论家比较多，而对王尧这样在媒体上并不怎么活跃，但实际上做了很多工作的人其实更应该受到表彰。（徐万涛 吴江 李飞 实习记者 赵静 摄）

    王尧，男，1960年4月生，江苏东台人，现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现当代散文等，主要学术论著有《“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文革文学”研究》(博士论文)等，主编“新人文对话录”(包括《韩少功王尧对话录》、《李锐王尧对话录》及《莫言王尧对话录》)、“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等多种丛书，另有散文随笔集《把吴钩看了》、《茶话连篇》等。

    期待成为知识分子

    我之所以一直选择 “文革文学”进行研究，是因为我期待自己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我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我反省过自己，觉得我这一代人以少年的眼光目睹了“文革”经历，我们所受的教育、成长背景都与“文革”有关。在我们身上残存了许多“文革”的负面因素，当我们自己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时，对自我有一些批判，这种自我批判毫无疑问是和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连在一起的。我想自己是作为一名学者也好，批评家也好，特别是从事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有历史责任来面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我们无法绕开它，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这是一种探究的欲望。从专业上讲，我们如果绕过它，那文学史研究就是残缺的。

    “文革文学”是多层次的。有一种是主流文学，像《金光大道》。还有些是相对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也是公开的，像电影《创业》；还有一些完全沦为政治工具的，像“阴谋文学”。你刚才讲到的地下文学，有地下诗歌和一些手抄本的小说，里面既有先锋的，也有亚文化的。先锋的如朦胧诗；纯粹的，像穆旦的诗，丰子恺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属于亚文化的，手抄本，比如《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

    在研究当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区别的。有一些作品究竟写于什么年代，我觉得这是需要考证的———有一些作品是不能确证为写于“文革”的，尽管后来作家在公开发表的时候，写上了“文革”的那段时间，它的真实性如何值得推敲。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作品不是写于“文革”的，你又要把他说成是“文革”时期的，这反映什么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研究的。这就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讲的，关键不是看文献的真伪，而是看我们是如何组织这些文献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在对“文革”做选择性记忆的时候，需要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意地遗忘一些事情，有意地虚构一些事情。

    我做“小说家讲坛”是2001年暑假开始酝酿的。那年暑假我和莫言老师受林建法老师的邀请，到大连小住。当时我刚从台湾东吴大学任客座教授回来，对一些问题有新的思考。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访问了陈映真、余光中、黄春明三位作家，做了三个对话。在对话中，我感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相互关系的另一面，对文学话语活动的场所有新的感受，当时我的想法还不清晰。在大连，我和林老师谈了自己的想法，说想做一个“小说家讲坛”，他说很好，我们就一起策划。在这个策划过程中，我和林老师有一个想法，认为今天的文学教育是不太成功的，后来我在开幕词中表达了我和林老师的想法。（《南方都市报》记者 黄兆晖）

    王尧近年来一直主持“小说家讲坛”，与当代十余位作家分别做了对话。在此基础上，2003年他推出了与韩少功、李锐、莫言这三位实力派作家的对话录，对这些作家的思想脉络、创作变化分别进行观察与探究，并对历史文化、人文传统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三本对话录都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在《韩少功王尧对话录》一书中，韩少功与王尧在文革、启蒙、符号、语言、历史和文学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相当全面深入地表达了两人对社会、历史、语言、文学的看法。在另一部广受好评的《李锐王尧对话录》中，李锐与王尧从历史、文化传统、作家、作品、语言等各个方面展开广泛的交谈，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围绕汉语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以及如何建立汉语写作的信心的问题展开讨论。这些对话充分展现出了对话人之间思想辩论、交锋的过程，并使作家的思想充分得到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