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是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续集）的编剧兼导演，从本文可以看出，剧中的那种浓浓的来自古典、传统和民间的艺术韵味，实在不是凭空而降，却是与创作者长期的艺术素养息息相关的。文中对京剧发展的那些极而言之的话，其实也值得戏剧界予以充分重视。

    当年的“追星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戏迷，概念上来说就是现在的“追星族”。我们当年也不过十四五岁，追星之痴迷，之疯狂，连现在的年轻人都感到愕然。那时我家是大宅门，在北京重要的戏园子里都有长年包厢，但只有重要的演出，我家老爷子老太太才去看，那空着的时候，就成了我的世界。小时我喜欢武戏，特别是猴戏。高小以后喜欢花脸，继而老生。中学以后迷恋上花旦、青衣。我这个戏迷除每星期至少看五场电影外，还要看三至四场戏。北京人艺的经典剧目我最少看过三遍，能把《茶馆》的整个剧本背下来。芭蕾，除“芭校”、“芭团”的全部演出外，外国访问团体专场我无一漏过。曲艺演出我是常客，不但听相声，还多次上台说相声。当时每年都有很多外地剧团进京演出。婺剧晋京，我连看一个星期。川剧晋京，我追着一直看到他们离京。秦腔、汉剧、扬剧、粤剧、越剧、高甲，真是看不过来的精彩纷呈。

    长大后我看戏要好票，就得白天提前去排队。这不是提前一两个小时，而是十几二十小时。我最长一次排过二十八小时，从早上八点到第二天中午十二点，那是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数九寒天，北风呼啸，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揣上个烧饼，往剧场门口售票处一坐。其实我家与梨园界交往甚多，每到重要演出都有人送票来。但这个票我是不要的，必须去忍饥挨饿排队买票，这不贱骨头嘛！可就是为了享受那点儿苦中的乐，不是戏迷那是很难理解的。一九六一年初春，梅兰芳先生在吉祥戏院演《穆桂英挂帅》，谁也没想到这就是他生前对外公演的最后一场。我没买到票，早早儿便跑到吉祥戏院门口等退票。这天竟然没有一个退票的，忽然看见马连良和言慧珠过来看戏，马先生叫我小弟弟，他说没有就和他一起进去。我说有，在等个朋友。马先生进去了，我立即被等票者围了起来。一个矮个子的东北人拿出了火车票说，他专程从东北来看梅先生，要我把票给他。我说我真没票。

    开演了，那个东北人求看门人让他进去看一眼梅先生就出来。看门人不允，这时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郎匆匆走到门口，好像找人。旁边一间小铺的收音机在播放裘先生的《铡美案》，我一边踱着步一边小声地跟着唱，那女郎不时地扭头看我一眼。上半场结束了，有些观众走出来透风。一人手持戏票走出来向女郎招手，女郎不想看了，周围的人立即伸手去抢。我远远地站在圈外，只见女郎突然向我招手，向那个翻译示意把票给我。所有等退票的人都羡慕地望着我，我一回头把票给了东北人。他顿时热泪滚滚。没一会儿只听有人叫：“同志！同志！”吉祥戏院的厕所就在售票亭旁边，墙上有个很小的窗户。那位东北人趴在窗口把票扔给了我，原来他是跟着外面休息的观众乱挤进去的，那张票根本没撕。这是我等退票的经历中最好玩儿的一次。

    最惊险的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北京京剧联谊会”成立大汇演。演员阵容囊括了在京的全部大腕儿，整个儿北京炸了窝了。大概是出于安全考虑，报纸上就是不登在哪个剧场演和哪天卖票。就剩最后两天了，我们一帮戏迷们急了，开了个会。大伙儿估计第二天肯定卖票，否则没时间了。于是我们二十来人决定夜里分兵一半守在报社门口，另一半分开守在十个剧场门口；报纸一出门儿，立即通知各处哥们儿到卖票的地方集中。我是守在长安戏院的，大约清晨四点钟左右，一哥们儿蹬车飞快而来，大叫：“中山公园音乐堂！”很快我们的人在天安门前集中了。排队的已有上百人了，我们立即登记造册。十二点卖票了，每人两张。演出当晚，中山公园从里到外人满为患，拿着票往里走，无数冒着火的眼睛盯着你呢！我的座位在十排中间，进了剧场才明白，前九排根本没卖，大概除了毛泽东，中央首长全来了。

    当然真正的享受还是看戏本身，而看戏最过瘾的是叫“好”，这是和台上演员直接交流的机会。喊“好”学问大了，“好”字一出得兜足了底气，干脆果断，恰到好处；早了不行，晚了把后边的戏搅了。当时我们一帮小哥们儿正在捧马长礼，有天在北京剧场看他的《文昭关》，不知怎么了，那天他嗓儿不灵。我们仍然一路叫“好”。那会儿长礼还没红起来，戏演完了，马长礼到下边儿来找我们，说以后看戏就找他，甭买票。一九五七年戏曲界划了一批右派，叶盛兰先生也未幸免。当时杜近芳从国外得了奖归来，“贴”演《拾玉镯》，前边垫戏是叶先生的《辕门射戟》。这不欺侮人吗？我们那天去了三十多人，叶先生出场，我们突然拥进场内，轰鸣般地一句一个“好”。戏一完，三十多人立即起堂撤出剧场。对杜近芳我们同样崇拜，只是想为叶先生拔闯，这就是戏迷！

    “票戏”与攒“戏报子”

    作为一个戏迷，光看戏不成，真要过瘾得“票戏”。长年熏陶，耳濡目染，我不但入门儿，而且会唱，后来就专门学花脸了，于是组织业余京剧团，拜师。当年我嗓子好，就拜冯景昶为师学花脸。冯师还特别带我拜见了师爷侯喜瑞先生。那时我家有钱，演一台戏租戏箱四十元，若加靠加蟒，再加八元；租场面二十元，租剧场（一般在猪市大街弓弦胡同礼堂）三十元；再加上茶、烟、点心、水果差不多得一百元，我先垫上。每场戏我至少买五十张票，撒给朋友。卖票三毛、两毛、一毛，一场下来可卖一百一十元左右。演完戏我拿这一百十元请全体参加演出者和帮忙的人到饭馆撮一顿，所以大家都愿意跟我票戏。直到我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我还演过《女起解》（崇公道）、《扯旨》（牛皋）、《打渔杀家》（肖恩）。我还写过两个活报剧形式的京剧剧本，一是《金龙纸虎斗》，另一个是《打鬼》。

    为了上台票戏就得练功。我家里水纱网子、靴子髯口、马鞭把子什么都有，唱片成了堆。我每天拉胡琴，天不亮就到筒子河边喊嗓儿，夜里在院子里耗山膀、下腰、劈叉、打飞脚。小时候郝寿臣先生（北京戏校校长）住得离我家很近，知道了我，曾找来要我进戏校，被我妈严词拒绝。中学时我已是东城“名票”了，唐远之先生带我去见欧阳予倩。欧阳予倩先生劝我“下海”，回家一说被我妈妈臭骂一顿。我立志要娶一个唱京戏的女人做老婆，也怪了，我的太太柳格格是山东艺校毕业，唱花旦的，只是改了行搞影视了，也算如愿以偿啊。

    戏迷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攒“戏报子”，现在叫节目单。十几年间，我攒的“戏报子”再加上我养父从民国时留下的，足足有一大箱子。一张杨小楼、郝寿臣的《甘宁百骑劫魏营》，叫多少戏迷看得直流哈喇子！每到星期天，吃过午饭我就把“戏报子”取出摆好，床上床下，沙发地毯，简直是铺天盖地。戏迷们来了，一个个都夹着一摞“戏报子”，我家便成了“戏报子”的交易市场。有个小子看中了我收藏的三十年代赈灾义演的戏单，那是以梅兰芳先生领衔的演出。我有两张，他拿出三张我没有的来换；可那三张很多人都有，不稀罕，被我拒绝了。过了没几天，我去圆恩寺影剧院看戏，是谭富英的《桑园会》、裘盛戎的《牧虎关》。那时节目单都放在剧场前厅的桌子上，可以自己拿，但那天我进门一看，桌子上空空。人越来越多，大家纷纷找到服务员询问，他说早就拿出来了。快开演了，那个想用三张来跟我换的小子在我身后拱了一下，我一回头他闪电似地掀开紧裹的大衣叫我看。老天爷！一大摞“戏报子”都裹在他大衣里。我惊愕地问：“这是干什么？”他狞笑着说，回家我就全烧喽，只留两张，拿一张换你那张！这不疯了吗？这就是绝版！此后这样的事情在各剧院连续发生，从此节目单就有专人看管了。

    在所有戏迷当中，“戏报子”收集最多、最全，最有价值的（那其实就是北京市几十年舞台演出的活历史、活见证），就数我了。名气很大，以至于惊动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的领导。

    《戏剧报》的一位干部专程登门找我，希望我贡献出来，我拒绝了。他又拿出一本精装的《郝寿臣脸谱集》来交换。这本册子要卖七十多元，可我早就有了。他说这将是对戏剧事业的一大贡献，希望我再考虑一下，我如何听得进去！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全部收藏被红卫兵付之一炬。

　　“流派”不是“终点”

    大约七八年前吧，我去书店看到了一本《论戏曲的美学品格》。翻开书我激动得手直发抖，买回家坐在书桌前细读起来，直到天亮。我被深深地感动，古老的中华大地终于有了这样一本集中论述戏曲美学的书。书的作者是沈达人先生，他从“老庄”的美学思想探源，追溯戏曲美学的发展，论述精辟，引例准确。可惜我在与戏曲界朋友的交往中，包括研究生在内竟都不知沈达人为何许人也，实在可悲。我们的演员只热衷于拜师、学艺，学得和老师一模一样，他们满足于别人的称道：“你学谁学得真像”、“你学谁简直可以乱真”，这不死定了吗！这实实在在是一种对“平庸”的赞美，于是形成了“十净九裘”、“十旦八张”的惨不忍睹局面。

    “流派”害死人！你自己呢？你跑哪儿去了？毫无疑问，流派是老艺人勤恳努力创出的艺术结晶，是戏曲的瑰宝，但它不是终点。为什么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因为你自己的个性完全丧失，即使您改动了一个腔，增加了一个动作，那也谈不上流派的发展。流派当然要继承，那只应该是博物馆式的传承，为了研究，为了欣赏，有一二人足够了。在我看来，学流派本是业余票友的事，学着好玩儿，学得像，聪明！专业的起什么哄？

    拜师本无错，哪一个成功者不是老师教出来的？坏就坏在老师教戏一招一式不许走样儿，学生兢兢业业地学，不敢走样儿。“似我者死”早就抛诸脑后，积重难返。其实作为学生，从拜师那天起你就要下决心突破老师，超过老师，摆脱老师而自成一家。试想梅先生不走样儿地学王瑶卿还有梅派吗？程砚秋曾拜梅兰芳为师，结果他反叛了，根据自身的特点、个性，独创程派，并公然向老师挑战了，实在可贵！没有叛逆，则没有京剧的前进！其实我这些话好多人都同意，但不敢说，怕得罪老先生，怕得罪传承弟子，那不是一个两个，那是太多太多了。

    回顾一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流派纷纷崛起，五十年代以后至今半个世纪，竟无一个流派出现。京剧怎么了？完全失去了创造活力！这有着社会的原因，戏曲界本身的原因，演员个人的原因。那时运动不断，极左思潮猖獗，人的个性都没了，还谈什么艺术个性？戏曲界固步自封，门户之见顽固，没有你发展的气候、环境。而很多演员呢，急于求成，拜在某名师之下便有了靠山，有人捧，红得快，便不思进取，满足于学得像。所以我推崇李维康，她毕业后没有拜师，独步戏坛，自成一家。由此我想，在诸多的戏曲大赛中，能否立一个“创新流派”奖？这还得是大奖，奖金多多的！说到底，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摘自《说点您不知道的》／郭宝昌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1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