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是老出版家，也是一位老作家。他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即以歌青春、丁英等笔名，创作了诗集《星底梦》及大量散文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上海出版局副局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本书是他的“六十年文集”，其中有关于上海及全国出版业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及许多有趣的掌故，现从中选摘三则。
胡乔木的三封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间，胡乔木曾给少年儿童出版社写过三封信。
上海的开明书店于1953年4月与北京的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中国青年出版社，隶属团中央和出版总署领导，同时也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五十年代成立初期也同属团中央和华东、上海出版行政部门领导。所以，胡乔木写给在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第一封信是由北京的“中青”转下的。原信未署年份，只有“一月十七日”的写信日期，信的内容是回答出版社提出的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侠隐记》可否供中学生阅读的问题。胡乔木信中第一句话，明确回答：“大仲马的《侠隐记》供中学生阅读是可以的。”他认为此书对我们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均有好的作用：“大仲马的小说给我们的作者一种把故事写得极为有趣的榜样；至于对读者，也可以帮助他们训练自己的意志和勇气。”接着，他对如何出版这类外国文学名著作了原则的指点，指出：“如果我们尽出这些书，那就会形成一种偏向，但是我们还出比这多得多的别样的书，所以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危险。”他进而提出两条编译原则：一方面说明书中某些情节对小学生“似乎不很相宜”，需要作些删节，另一方面又提醒“大仲马小说的结构是很严密的”，删节要“十分仔细”。他还重视少年儿童读物的插图。认为，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侠隐记》中缺少插图，应从别的本子中“找一些好的插图补入”。
大仲马的《侠隐记》又译作《三个火枪手》和《三剑客》。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3月出版的《三个火枪手》就是根据胡乔木的意见，由伍光建的子女伍蠡甫和伍孟纯将伍光建《侠隐记》译本加以节写，并从别的外文本中选取插图，该书的《后记》和《内容提要》对书中的历史背景和人物作了说明。
胡乔木的第二封信与第三封信，虽时间相隔几近两年，却是互有联系。第二封信末也未署年份，只署“一月十四日”写信日期，但我们从写于1964年12月6日的第三封信的内容，可证它写于1963年。第二封信，颇似一则书话，胡乔木自称“少年儿童读物的爱好者”，用平等友好的语气，给“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发生过工作上关系的”“编辑同志们”写信，他说：
德国作家朱耳革所作的《闵豪生奇游记》，解放前曾有华通书局的魏以新译本，似还有其他一个译本。解放后上海小主人出版社曾出有李民由俄文转译的《敏豪生奇游记》上下册，记得也还有另一个版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过？总之，我很爱读这部有趣的小书，我买过三四次，可总给孩子们传看弄丢了。现在我在上海许多旧书店找过，都没找着。后来到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去查询，他们也只各有“华通”的和“小主人”的版本，这就是说，这书是很难再买到的了。
因此，他写信询问少年儿童出版社是否再版，是否尚有“多余的存藏品可以例外地卖给我一份”？并对这本有趣的《闵豪生奇游记》作了评价：“这是一部世界文学名著，无害而又有益（使说谎吹牛成为滑稽可笑的事，而不会诱使儿童去模仿这种行为；此外，它还可以成为少年儿童说笑话、相声取材的来源），我想是可以再版的。”得到胡乔木的肯定意见以后，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64年12月重版了李民根据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柯·楚柯夫斯基俄文译出的《敏豪生奇游记》，用“儿童读物出版社”名义出了新一版（原为启明书店初版）。
胡乔木在信中，还称赞意大利作家姜尼·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是革命的（童话）”，并建议再版。
1954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印行的《洋葱头历险记》，系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从俄文转译，是一个节本，在胡乔木来信的鼓励下，又重印过五次。1980年译者又从俄译本重新译了一个全译本，1981年6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第二版，并配以苏联叶·塔列伊的精美的插图。这已是累计第六次印刷了。
老出版家赵家璧
赵老较我年长12岁。我是他晚一辈的从事文艺编辑出版工作的同行。
我与赵老密切交往，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但在五六十年代，也有一些值得追念的交往。
1962年10月，我借广州会议的和风，主动与赵相约，提出到他家去观赏他珍藏三十年的鲁迅写给他的几十封信。某日上午，我依约到达溧阳路1335弄4号赵老居处。赵老领我上楼，在书室的桌上已放着装有鲁迅书信的精致的匣子。我们坐下来共同鉴赏，他像献宝似的小心翻开鲁迅书信的册页，一边还作些简单的说明。亲眼看到这么多鲁迅亲笔信，在我还是第一次。我又提出让我鉴赏他保存的全套《良友》画报。赵说，很抱歉，整套《良友》已捐赠北京图书馆，但还留存一些残本。我就翻看几本残留的《良友》画报。时间已近中午，主人留我用餐。席间，赵家璧愉快地谈起几天前老舍参加广州会议后，路过上海来看他并赠他一首诗。诗云：“桃花红映锦江边，江上相逢又五年；
酒热茶香谈笑里，相期干劲倍冲天。”赵老在晚年与我交往比较密切，除我们认识多年，同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外，还因为研究鲁迅、研究三十年代文艺出版史料的共同的兴趣爱好。他知道我长期注意收集、研究鲁迅、瞿秋白以及三十年文艺史料，对三十年代作家情况较为熟悉，掌握材料较多，在他写作回忆录的时候就常与我相互切磋，交换意见。
粉碎“四人帮”后，赵给我最早的一信，写于1977年6月1日，他在信中托我一件事，是关于1935年“良友”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编印过的一本供推广宣传用的“样本”，内有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写的“编选感想”数百字。他原有此书，后在“文革”中丢失了。他问过出版社的人事干部，说是某编辑有此书。赵与之联系，“迄未得复”。他说“我们都是关心鲁迅研究的老一辈人，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托我可否问问。他估计会“找不到”，所以接着又说了些不让我为难的话。果然不出所料，书还是“没有找到”。后来我们又托了上海书店总经理毕青同志，从旧书仓库中找到了。
1979年10月，我与赵老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同机飞抵北京，同处西苑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我们的隔壁住着施蛰存、师陀和钱谷融。其间我们还一起参加了中国鲁迅研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会后，我们有分有合地看望了在京的叶圣陶、夏衍、丁玲、张天翼、萧军、郑伯奇的子女……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谈丁玲被捕之后，鲁迅出主意要赵家璧迅速出版丁玲的《母亲》，并将以前已经丁玲签名的一百张签名纸印入书前，在良友门市部发售，以引起社会公众对丁玲被捕事件的关切。还有一次，赵家璧与我共往老舍居住地看望老舍夫人胡和女儿舒济，还拍照留念。回到招待所，赵还激动不已，忽然问我，好不好在写回忆老舍的文中，写明老舍在美国讲学时，汇寄《骆驼祥子》美国译本的版税——美金给他，帮他开办晨光出版公司，但又怕累及老舍的声誉——用美金投资当资本家——书店老板？后来，赵又与舒乙同志交谈，详悉了老舍投湖自尽，以死抗议的原因。隔了五六年，他才于1985年12月写出长达二万五千字的《老舍和我》，成为赵老写的回忆文字中最长的一篇。
谢旦如保存的孤本
前上海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谢旦如先生一生从事进步文化事业，在精心收集、保存革命文物等方面，多有贡献。
谢旦如出身于富商家庭，父亲是上海福康钱庄的经理。少时读私塾，13岁时其父逝世，遵遗志，为钱庄学徒。应修人、楼适夷同是学徒。五四运动起，受应修人等影响，他大量阅读新文化书刊。1921——1929年间，时或仍在钱庄做事。业余和应修人、许元启、徐耘阡等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形势下，经冯雪峰介绍，他于1931年夏到1933年春，以自己南市紫霞路68号的住所掩护瞿秋白夫妇，并为党精心保管瞿秋白、方志敏烈士的遗稿，还保存了胡也频烈士等人手稿以及革命报刊和革命文献史料。上海解放后，他将过去在反动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保管下来的瞿秋白、方志敏烈士遗稿全部交给冯雪峰同志，归还党中央机关；并将鲁迅先生为预备编印瞿秋白烈士遗文向他借用书刊的手条以及鲁迅著作初版本等珍贵书籍三十余种，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
1938年，我在中学读书时，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读过霞社出版的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和《方志敏自传》；上海解放后，我在机关里读了1951年冬上海出版公司影印的方志敏烈士《可爱的中国》，和冯雪峰同志写的出版说明，这才知道在上海“孤岛”时期以霞社名义出版瞿秋白、方志敏两位烈士遗文的，原来是这样一位党外的真诚朋友和共产党的同情者——谢旦如先生！
待到冯雪峰1951年8月起在《新观察》上陆续发表《回忆鲁迅》，我更从中知道了谢旦如掩护瞿秋白、杨之华同志的义举。出于崇敬，大概在1954年初，我到鲁迅故居去拜访他。以后就常到鲁迅纪念馆和他在黄陂南路（原贝勒路）立国新村68号寓所去叙谈。谢家原在南市紫霞路的三开间三进的大楼房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被毁，后来在立国新村住了18年，直到1957年才由文化局安排迁居山阴路大陆新村八号三楼（大陆新村九号鲁迅故居的东邻）。我记得他们住在立国新村假三层的顶层，居室很挤，从地板上到天花板堆满了中外文书刊，湫隘几如“蜗庐”。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鲁迅的手稿和遗物。他让我鉴赏了鲁迅纪念馆的珍贵藏品，如当时尚未经过鉴定的陈赓将军手绘的苏区地图，瞿秋白为帮助鲁迅编选《引玉集》的说明，从沈端先（夏衍）翻译高尔基《母亲》中译本中摘出的句子等等，也让我看了他本人捐赠鲁迅纪念馆的革命文献，如鲁迅先生为预备编印瞿秋白烈士遗文向谢先生借阅一些书刊的“借书单”（手迹）等。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几本1931年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左联”作家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位烈士和另一位左翼戏剧家宗晖烈士的《前哨》第一期《纪念战死者专号》，和从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的革命文学刊物。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自认为最珍贵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瑰宝。在鲁迅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大陆新村故居里，旦如先生和我反复摩挲这份从战火、灾难中千辛万苦地保存下来的革命刊物。根据我们当时的判断，这份刊物可能是真正的海内孤本。
摘自《犹恋风流纸墨香》/丁景唐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版/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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